欧洲杯又要开幕了。想了想，自己第一次看欧洲杯是1992年，距今已经20年了。欧洲杯四年一届，人这一辈子能看几届？满打满算，20届应该够多了吧。

    对于足球迷来说，四年的轮回，人生的轨迹总会随之发生变化。欧洲杯不过大半个月，但接下来的，是四年什么样的人生呢？人生多岔道，每一条岔道都可以通向远方，而远方的境遇却有可能大相径庭。翻看自己的欧洲杯记忆碎片，其实也是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我甚至想，如果当一个人终老之际，把他观看的20届欧洲杯的历史和故事罗列一下，也许就是这个人的人生简史了。

    我已经看了五届，今天就讲讲我那些为足球所潦倒的生活。下次，看你的。

    1992：丹麦童话和最好的标题

    至今我仍然认为那届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欧洲杯。先是南斯拉夫被禁赛，丹麦得以替补出战。谁也不会想到，丹麦人竟然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记得欧洲杯之前，丹麦人还说要把意外得来的奖金都捐给南斯拉夫。最后，丹麦人还是食言了，“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凭什么给你们？” 冠军奖金是天文数字，谁会那么大方？

    那时我在上高中，对考大学已不抱什么兴趣和希望，隐约之中，我在想自己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当然，那个夏天，更多的是困惑和迷惘。

    我养成了买报纸的习惯。每天都会买一份《足球报》的欧洲杯特刊。我至今记得《足球报》引用欧洲一家媒体的标题来报道丹麦队夺冠：丑小鸭最后一个到达宴会，却带走了所有的蛋糕。一直到现在，这个标题都是我见过的所有新闻报道中最形象最贴切最到位的标题，没有之一。

    1996：德意志精神和黄健翔

    我参加了工作，在一家商场当营业员。初入社会的惊奇和新鲜感很快被繁杂而无聊的生活冲击得一干二净。我从事着不喜欢的工作，之所以硬着头皮应付下去，只是为了每个月400元的工资。

    那一年，足球开始侵入中国人的生活，甲A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郑州也因为有了一支参加甲B的建业队而热闹起来。本地缺乏足球记者，我这个照猫画虎的业余写手就自告奋勇地为一些外地报纸当特约记者。

    欧洲杯开战，国内联赛也没有停止，所以，那些有甲B联赛的周末就成了我最繁忙的时候。看完建业的比赛，顾不上吃饭，就开始写稿，随后再点灯熬油地看欧洲杯。

    在我看来，那届欧洲杯的最佳球员应该是哈斯勒。这个不到一米七的小个子主罚的任意球比点球还准，简直出神入化。这时的德国已不是最辉煌的“三驾马车”时代，队长从马特乌斯变成了克林斯曼。随着比赛的进行，球队的伤员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决赛，主教练连凑齐11人的出场阵容都犯愁。

    决赛的对手是捷克队。双方激战90分钟不分胜负，进入加时赛。这时候，德意志精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德国队20号打进金球后脱衣庆祝，此时初出茅庐的黄健翔则声嘶力竭地高喊：“比埃尔霍夫！比埃尔霍夫！”

  随后，足球热潮进一步升温。足球成了各类报纸报道的重头戏，而写手和稿件又奇缺，我的日子也随之滋润起来。

  再后来，稿件的时效性越来越强，传真机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当时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但父亲还是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台传真机，这让我如虎添翼。随着稿子见诸各类报纸，稿费单也开始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飞来，《体坛周报》、《体育参考》、《新民体育报》、《足球报》、《球迷报》、《球报》、《体育时报》、《羊城体育》……“客户”越来越多了。

    和工作收入相比，我每月的稿费要高出好几倍，以至于每次有汇款单寄到单位，部门经理总会调侃一句：“你是我们这儿的大款啊！”

    那些无数埋头笔耕的夜晚是我青春岁月中最不可磨灭的记忆。两年后，也就是1998年世界杯之后，我成了真正的足球记者，接受我的报社，就是我如今供职的河南商报。

    2000年:和偶像一起工作的日子

    那是悬念最多的一届：比如有的球队3比0领先还能被对手追平，有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进了球眼看要胜利收官，却又被对方力挽狂澜。而印象最深的是意大利队与荷兰队这一场盾和矛的较量，华丽奔放、全攻全守的郁金香显然比功利性十足的意大利混凝土更有人缘。

    但梦想和现实碰撞起来，后者就不堪一击了。荷兰队攻势如潮，还获得了两个点球，但面对意大利门将托尔多，天真烂漫的荷兰人大腿发软，两个点球都被扑了出来。在荷兰人仰天长叹之时，电视镜头摇到了看台上的贝利，贝利指着自己的眼睛，然后伸出两根手指，用匪夷所思的表情向身边的人表达着什么。那意思显然是：看了这么多年球，正常比赛中罚丢两个点球，还真没见过。

    意大利人顽强地把荷兰队拖入了点球大战，有了前面的经历，心惊胆战的荷兰人又连续将皮球射向天空。

    这届欧洲杯，我是在广州的南方报业大厦18层楼的办公室里看完的。这一年的3月，我孤身一人来到广州，那时的目的很简单，也很单纯，就是冲着心目中的新闻理想而去。说得更确切一点，当时以“五文弄墨”为核心的《南方都市报》体育部早已名声在外，我抱着“宁当凤尾不当鸡头”的心思，想见识一下业内的高手。

    当时，南都体育部主任在电话里通知我前去报到，我则试探着问：“我只有高中学历啊，这没事吧？”对方不屑一顾地说：“高中就高中，你带着你的学历来就行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位伯乐也是高中学历，再后来，他成了《南方体育报》的主编，还被誉为中国报业学历最低的主编。

    不疯魔，不成活，这是在广州工作的最大体会。后来，一位同样从郑州到广州工作的同行也有同感：“咱们那边的人也有不正常的，但也就是看着像神经病，但这边的人不是像神经病，而是本身就是神经病。”

    和偶像一起工作是丝毫不敢懈怠的。处在报业理念最先进、竞争最惨烈的环境中，为了不掉队，无时无刻都要绞尽脑汁拼尽全力。我在广州待了三年，那是完全超负荷运转的三年。许多潜移默化中学到的东西，至今受益匪浅。

    2004:斗欧、狂奥和亚热带  

    这一届的欧洲杯，英雄还是德国人，但却不是团队，而是一个传奇教练，他叫雷哈格尔。这届欧洲杯之前，他的符号是凯泽斯劳滕奇迹，这届欧洲杯之后，他的符号又增加了一个：希腊神话。

    如果“关公战秦琼”的话，我甚至认为雷哈格尔当时率领的希腊队还不如1992年的丹麦队，但正是如此，希腊能够夺冠，并且两次击败由斯科拉里和菲戈领衔的东道主葡萄牙队，才真的是神乎其神。

    这届欧洲杯是我看得最爽最惬意的一届，因为很难适应潮湿闷热的梅雨气候，我此时从广州转战到了北京。比较而言，我情愿到伟大的首都吸收沙尘暴，也不愿在每次出差之后，一推开家门，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地蟑螂和发霉的被褥。

    “最爽最惬意”要建立在工作压力骤减的基础上，我加盟的《新京报》刚创刊不久，领导又想从国际大赛中创造点影响力，于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新京报》的体育部南下广州，和《南方都市报》的人马会合在一起，打造出了名叫《斗欧》的特刊。而我则作为留守记者，脱离了大部队，待在北京采写欧洲杯之外的新闻，例如并不停战的中超。

    正因为此，在同事们争分夺秒前赴后继为了出片时间而奋斗之时，我则可以躺在床上抿着小酒，安逸地欣赏赛事。比赛结束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会关掉电视机，然后冲着南方挥挥手，默念一句：“兄弟们辛苦了！”

    但这只是开始，那一年是体育大年，所以夏天格外漫长。欧洲杯之后，奥运会和亚洲杯也接踵而至，我和回归的同事们一起，《斗欧》之后，接着《狂奥》和《亚热带》。

    那是一个快乐充实而又颇具成就感的夏天，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怀念它。

    2008:奥运压倒一切  

    说起来很奇怪，虽然这一届的时间最近，但它给我的印象却最模糊。仔细回想一下，原来，当时同样是在北京，但一切都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会抢了风头，我只记得当时的土耳其队很蛮横，在120分钟的伤停补时中丢球之后，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立刻扳平了比分，随后，还没回过神来的对手在点球决斗中被淘汰了。

    剩下的，就是满城的奥运热恋。我所居住的海淀区，到处都贴着“海淀迎奥运搜狐传佳音”的海报，因为那家门户网站花了一亿元获得了奥运会官方网站的主办权。

    2012年的欧洲杯要来了，我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在传说中的世界末日的年份里，闲话少说，还是抓紧享受眼下的一切吧，享受足球、享受工作、享受生活、享受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