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渝沈之战爆发后，据说当时的掌门人王俊生很生气。于是，一支浩大的调查组成立了。调查来调查去，弄到最后大家都烦了。当时的沈阳海狮总经理章健语带讥讽：“就这帮人，查来查去有什么用呢？即使花钱请我们去欧洲，边旅游边调查，我们也不奉陪了。”

　　那是一场跨世纪的调查案。凭着内部的行业监管，足协最终给两队开了巨额罚单。这件事也成了媒体此后集中火力报道假球、黑哨的导火索。

　　后来，在国足进军韩日世界杯的同时，爆发了甲B五鼠案。张斌很愤怒地在央视发言：“我没有证据，但我敢说这就是假球。你们去告我吧。”阎世铎也迅速在沈阳抛出了“乱世须用重典，矫枉难免过正”的宏论。在涉假的比赛中，即使是伤停补时上场几分钟的球员，也受到了禁赛处罚。

　　“中超之父”郎效农最讨厌记者跟他说假球，问得烦了他也只能大倒苦水：“以中国足协的一己之力，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处罚假球，最终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就是在这种论调下，萌芽中的假球开始蔓延，最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没错，中国足协是一个民间组织，不具备执法权力，在这种状况下用人治代替法治似乎不可避免。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在司法机关大举介入反赌扫黑并取得重大突破时，还用这种“打假无须证据”的方式，就难免有“法治萎缩、人治回潮”之嫌。

　　事实证明，在司法介入之后，假球、黑哨的侦破并没想象中那么艰巨和困难。短短一年多时间，那些贪赃枉法、明知故犯的从业者不都现出原形了吗？那些遗留下来的“千古疑案”不是也在逐渐还原其本来面目吗？足坛的歪风邪气不也受到了极大的整肃和清理吗？

　　中国足协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根据自身情况，再结合足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法律，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制定出一部《足球法》，哪怕是试行，哪怕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要使中国足球从人治转为法治，从立法走向执法。

　　简而言之 ，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而中国足协“打假无须证据”的做法则是一种与法治精神不符甚至背道而驰的倾向，遏制“人治回潮、法治萎缩”的苗头，不妨先从足球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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