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在广东采访全运会,因为和运动员住在一个酒店,在电梯里就经常碰见穿着各色各样运动服的人。有几天,电梯里频繁出现触目惊心的人,他们要么没耳朵,要么耳朵变形,卷曲着,只剩下一星半点儿。
私下一打听,原来他们是摔跤运动员。由于经常和对手进行抱头的较量,抱来抱去,耳朵就遭了殃。
这事让我郁闷了好几天。这样的运动还有意思吗?以摧残身体为代价的项目,也是存在即合理?
后来慢慢明白,竞技体育就是要对人的机能进行过度开发,绝大部分运动员不弄一身伤,都是不会退役的。真退了下来,也都成了病人和废人。譬如才力,譬如邹春兰,譬如很多压根就没成为明星的运动员。
前几年我采访过艾冬梅和郭萍,因为王德显霸占了奖金,不得已,她们只好把昔日的教练告上法庭。我在北京海淀法院看着她们递交诉状时,因为以前训练太超负荷,她们站一会儿就站不住了,就得找地方坐下。后来一些细节逐渐曝光,她们训练时基本上就是三件事,跑步、吃药、挨打。
那些在专业体育系统里煎熬的运动员,为了亚运会和奥运会,为了自己的出路,都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辛劳与血泪。都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都说“要活得像个人一样”,但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按照超出常规的标准把他们练得“动物凶猛”,至于凶猛后的悲凉,则少人问津。
举国体制下建立起的层层严密的金字塔能够确保奥运战略,这一度让我们引以为豪,但与之相对应的合理的保障制度却千呼万唤不出来。胜利时全世界陪你一起笑,痛苦时独自在角落里哭。这不单是体育界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CCTV正在转播亚运会的女子举重,那些膀大腰圆的姑娘个个奋勇争先,一次次将杠铃举过头顶。而解说员则在一旁声嘶力竭地大声叫道:漂亮!
从那些姑娘联想到日本的相扑肥佬,他们为了发膘,每天都要吃N顿火锅。从那难以置信的外形上看,他们恐怕和大多数练举重的姑娘一样,很难享受到正常人的生活快乐。他们都死得很早,寿命与人妖差不多。
健康和财富相比,到底孰轻孰重,这还是需要辩论的道理吗?
1998年,在美国参加友好运动会的桑兰,因为头部着地,造成高位截瘫,胸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为此美国方面向她提供了一千万美金的治疗保险。一千万美金,在正常人看来,真不算少了。
但这样的财富,以高位截瘫为代价,有谁愿意换取呢?平安是福,胜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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