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达：不可忘却的纪念
                
    5月27日是徐文达先生仙去的日子。先生诗书画印样样为人称道，为人耿介率真，骨气奇高，令人景仰。清明之后，几个老家的年轻人在一起，想起该为老人家做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这个专题。文中作品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博士后高歌先生新作。书法、绘画、篆刻图片和老照片皆为省内藏家馈赐。徐老桃李满天下，我等晚辈们斗胆投石。疏漏只处，还望诸方家海涵。
     景仰徐老，随手转发，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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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达先生书法浅论
吴高歌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山西书法界，徐文达先生是颇有影响著名书家。先生多才多艺，一专多能，而终以书法名世。其书法诸体兼善，尤其长于行草、榜书。先生书法无门户之见，不为碑派、帖派之藩篱所囿，他既悉心汲取了二王、黄庭坚、米芾、傅山诸家草书的精髓，同时又广泛涉猎了金文、石鼓以及汉魏、盛唐碑版，其书磅礴苍劲、浑厚雄健，颇为世人所称道。先生晚年之书笔法愈发精到老辣，气势雄浑，连绵跌宕，刚柔并济，变化多姿，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出入碑帖，自成一家。
徐文达（1922~2000），字敬山，笔名岩樵，别号泥翁，河北顺平县人。先生于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小学校长，河北省保定地委文工团团长，中共保定地委、山西省委文艺干部，山西省电影发行公司经理，运城地区文化局局长，山西省博物馆馆长，中国书协会员，山西省书协第一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常委，山西师范学院名誉教授等职。先生多年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与书道孜孜以求，与传统默默体悟，遂奠定了深厚的文化艺术功底。
徐先生很早便于书法结缘。他幼年时代受家庭熏陶爱好书法、篆刻，少时学柳公权、颜真卿字帖。到文工团工作之后，先生又参加了多种艺术活动，如拉琴、谱曲、画布景、演戏等，这些看似与书法并不相关的经历却启发并加深了先生对于艺术的理解。1954年，先生来到山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书法的临摹与研究上。这一时期，先生广泛临摹了二王、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行书和草书，对传统的笔法有了比较深切的领悟。五十年代末，在山西省郑林副省长的鼓励下，先生开始潜心研习傅山书法，这为他后来书法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先生作品也先后入选1964年和1974年在日本举办的书法篆刻展览，逐渐受到书法界的关注。1979年，山西书法研究会恢复活动，先生担任副理事长。1980年，先生调到山西省博物馆工作，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生于工作之余，得以观览傅山真迹，因而从傅山书法中汲取了充足的营养。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山西分会正式成立，先生担任山西省书协第一副主席。此期，随着先生对书法的深入研究和领悟，其书艺也大进，作品再度入选全国第一、三届书法作品展览。1984年获山西省文艺创作银牌奖。先生在山西书协任职期间，参与并组织了山西书法界大大小小的活动，发现了很多书坛新人，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书家，为山西书法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徐文达先生书法宗法傅山，尤其于傅山的草书中获益良多。傅山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其书法以狂草、奇字闻名于世。草圣最为难，龙蛇竟笔端。草书在各种字体中是被公认为最难书写，也是最高深的艺术。傅山的草书连绵缠绕，气息贯通，气势豪迈，可谓是草书史上的一座高峰。这一切对于嗜好书法的徐先生而言，无疑是一座艺术的宝库，他如鱼得水，浸淫其中，从而将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对傅山书法的临摹和研究上，这成为他后来在书法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
先生书法虽以傅山为宗，但不拘泥于傅山，这一方面反映了先生对于傅山书法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先生对傅山及其时代的文化判断。就书法技法而言，傅山的连绵与缠绕构成了其草书的基本面貌，以《五峰山草书》为例，那种连绵是前无古人的。傅山草书不像张芝、二王那样用简捷而明快的草法，而是更多地将行书的字法与草书的笔法糅为一体，通过笔画的繁复、夸张而取得特有的艺术效果。先生曾经临摹过《五峰山草书》，其形貌逼肖，足以乱真，足见其于传统临摹功力之深厚。但先生比较成熟期的行草书却明显地与傅山的草书面貌区别开来，而带有鲜明的自家风格。先生行草书并不像傅山那样多使用圆笔，从连绵和缠绕中取得艺术效果，相反，他的行草书中加入了很多方笔，以方笔取代了圆笔，以折取代了转，技法的细微变化导致了视觉效果的极大反差。先生尝言，他对傅山草书进行了自觉的改变，即在书写草书时加入了以折笔为主的魏碑笔法。其目的在于以转取柔，以折得刚，刚柔并济，以期合乎中庸之道。这或许正是先生之独到之处。当然，先生临摹傅山，从形貌相合到貌离神合经历了一个过程。这是先生对书法艺术琢磨并升华的过程，也是他的书法真正脱化而出逐渐形成风格的过程，先生在技法尝试与研究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独到的风格。这与民国时期沈曾植取径包世臣，将圆笔改易为方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先生与傅山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因而对于文化的理解上自然存在差异。傅山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身为遗民，多次参与反清复明之义举。他与新建立的清王朝是坚决不合作的态度，他的心中有不快，有愤懑，因此需要借助于书画艺术来排遣之，发泄之。傅山喜好奇字、狂草，以奇、以狂来发泄、排解心中的愤懑与块垒，因此他的书法常常刻意以奇字、怪态示人，这与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画风一样，他们以独特的姿态表达了心中的焦躁与失落。傅山早期作品中有很多造作之处，正如他论王铎书法时所云：“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始成大家。”王铎、傅山的造作正是对巧媚习气的矫正，这反映了明清鼎革之时的文人、艺术家的文化心态。徐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他的心态是乐观进取的，是积极向上的，因此先生虽然取法傅山，但他对于傅山的奇字、怪态一无所取。这从表面看来只是书法技法的认识问题，但却反映了深层次的文化心态。傅山的奇字和怪态中无法引发先生的共鸣。先生更乐意以刚健、爽朗、积极的面目示人，这是先生书法风格取法傅山而又区别于傅山的原因所在。显然，徐先生对待傅山书法的学习是有所甄别和取舍的，舍弃糟粕，取其精华。他弘扬了傅山反对巧媚，崇尚真率、自然的精神，学习了傅山气势博大、笔力雄强的一面，而舍弃他早期作品中“极力造作”的弊端。
徐先生对傅山的书学理论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傅山尝云：“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此著名的“四宁四毋”论的提出可以说影响深远。但显然，傅山此论是有感于之前习赵孟頫、董其昌之末流书法中颓靡、衰微的风气而发。傅山是痛恨媚俗的，他憎恶雕饰的、肤浅的、庸俗的美，而倡导大巧若拙、真率自然的深刻的、真正的美。但傅山的论断却一度引发一些现当代年轻书家的误读，以至以丑为美，导致了书法审美取向发生了一定的偏差。先生针对这些现象而论道：傅山所谓的丑拙并非蓬头垢面的丑，缺乏美感的拙，而是大巧若拙的拙，是剔除了媚态的丑。这里所谓的丑、拙并非真正要把字写的粗糙、笨拙，而是强调书法不可流俗。对待先贤之论，如果不能有切身的感悟，便会被蒙蔽。先生不仅取法傅山的书法，而且对傅山的为人怀有景仰之情。先生字曰“敬山”，即推尊傅山之意。他很推崇傅山的“做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做人要有风骨，字自然也无媚态。
先生不仅对传统书法有着独到的理解，而且对于当代流行的风气中的一些现象有着中肯的批评。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书风盛行一时，其中不免有疏于继承传统，而盲目创新者，也有信手涂鸦而自以为获其天趣者，先生都进行了客观的评论。先生批评了当时书画界存在的不规则，不入法，反常态等信手涂鸦者所谓的质朴、天真等现代意识。他认为天趣存在于成熟与不成熟之间。他说，“尤其在书法界，为了追求天趣就觉得不经意，不求法度，随意而为便会出现天趣，岂不知天趣不是制造出来的，是自然天成，天趣并不是‘低标准瓜菜代’，只有在高度成熟中出现的天趣放为可贵。……，它不是阶段性的产物，也不是出于偶然性，而是经过长久艺术实践，达到高度成熟后的天机泄露。”先生的评论是具有真知灼见的，书法犹如画画一样，画到生时是熟时，天趣也是在对传统有着深厚的理解和修养之后方能获得，而书法是没有捷径可寻的，只有中实践中摸索，勤于临池才能有所收获。这反映了先生对于书法艺术的卓见和重视传统的态度。
先生的临池之勤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一次，先生给我们上课时讲了他自己的一个小故事：他说曾经有人向他提了一个问题：问他一天要写多长时间字？先生答，七、八个小时吧。来人说，这也太苦了吧。先生笑着说：“写字是很过瘾的事情，这怎么能算作吃苦呢？”夫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先生临帖几十年如一日，乐在其中，不知老之将至。孙过庭尝言，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正是像先生一样的勤奋者的写照。
先生一专多能，他很注重多种艺术之间的关系，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学书法，工夫在书法之外。先生除了精于书法，还长于治印、刻石、治砚、诗词、国画、戏曲等。为了重新制作已经失传的传统名砚“澄泥砚”，自1980年起，先生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研究资料，四处走访，寻找上好泥料，研制出新样式、新风格的“徐氏澄泥砚”，获得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发明专利。1996年出版《徐氏澄泥砚》，1997年获国际金奖。先生篆刻初学齐白石，后学汉印，兼收吴昌硕、邓石如，强调刀笔并施，长于边款，多刻长文，将他擅长的行草书与篆刻巧妙地结合为一体。先生长于刻石，他将很多历代著名诗词或自己的诗作书写，然后用刀刻在石板上，如此长时期的刻石使先生腕力过人，因此其书沉厚雄浑，多有金石之气。
先生积学数十年，成就斐然，卓然大家。但他谦卑自处，为人耿介，不阿附权贵，不事张扬，虽然名满三晋，但在外地的影响并不显著。直到1996年，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为先生主办的书法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书法立即在京城的书法界引起了轰动，观赏者无不为先生精湛的书法所叹服。当年的《中国书法》、《书法》等刊物在“现代名家”专栏详细介绍了先生的书法成就，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周志高先生评价：“山西徐文达先生是当今书坛公认的草书大家，徐翁深悟傅山书艺精髓，做人正直，作书中气，故而其书磅礴苍劲，浑厚雄健。徐翁又取北碑之凝重沉雄，把篆隶之圆润朴茂，借山谷之舒展跌荡，揉颠张狂素率意奔放合而为一，自成一格。之后，又在先生草书《醉翁亭记》的跋文中写道：“《醉翁亭记》出神入化，心手双畅，用笔碑帖结合，圆中有方，结体多变，顾盼生姿，章法虚实相应，轻重相间，对立而统一。总之，苍劲遒丽，沉着而痛快，狂放而精微。颇为不易，当今书坛狂草独步天下不为过誉也。””刘恒先生跋徐先生《醉翁亭记》也谓：“先生夙精琢砚，至老不辍，故腕力强劲，超乎常人，而挥毫命笔之际，遂能举重若轻，精气贯注矣。此卷欧阳修《醉翁亭记》神融笔畅，恣肆汪洋，允称佳构。三晋书家多得傅青主之沾溉，先生草书师其意而不蹈其貌，真善学习者也。”专家们对先生的高度赞赏正表明先生的艺术是货真价实的，是耐人寻味的。
近年来，书法艺术行情一路走高，但先生书法由于疏于宣传，尚未真正为世人所重视。先生的书法艺术或许在现代的纷纷扰扰的媒体大爆炸时代被忘却了，但先生的艺术成就却是不应该被忘却的，因为真正的艺术将会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吴高歌，1967年出生于山西万荣，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书法史与中国古代史,著有《古代字体与书体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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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达（1922-2000），男，汉族，笔名岩樵，字敬山，别号泥翁，河北省顺平县人。当代书法家。幼年受家庭熏陶爱好书法篆刻，少时学柳公权、颜真卿字帖，青年学董其昌、赵孟行草，中年学二王、怀素，后专攻傅山，兼习魏碑、篆、隶。篆刻初学齐白石，后学汉印，兼收吴昌硕、邓石如，强调刀笔并施，长于边款，多刻长文，兼发刀笔之优，创亦书亦刻风格。书法重神采，有韵味，磅礴苍劲。
    　作品入选1964年和1974年在日本举办的书法篆刻展览，后又入选全国第一、二、三届书法作品展览和山西省历届书法作品展览，并刊发于<中国书画> 、<诗书画报>等；在山西太原、河北保定、北京等地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1981年获全国储蓄书展一等奖，1984年获山西省文节创作银牌奖。亦从事画国、诗词创作。国画重写意，诗词多作律诗、绝句，常有作品发表。1980年始研究已经失传的传统名砚“澄泥砚”的制作并取得成功，获山西省科研二等奖、文化部科研四等奖，并获国家发明专利。1993年出版《徐文达书法篆刻集》。1996年出版《徐氏澄泥砚》，1997年获国际金奖。
     　徐文达是当代书法界公认的草书大家，他深悟傅山书艺精髓，帮其书磅礴苍劲、浑厚雄健；又取北碑之沉雄，篆隶之贺润朴茂；借山谷之舒展、跌宕，揉颠张狂素之率意奔放，合而为一，自成一格。其书品势如万丈瀑布，浩荡酣畅，观来令人拍案叫绝。徐文达先生的书法、山羊胡子、对襟马褂、方口布鞋以及一根细若小指、恍若先生一笔狂草写就的枣木拐杖，无不一脉相承于他对祖国民族艺术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