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新浪博客首页上看到好朋友周可的一篇文章列在新浪推荐榜单中，猛然想起好久没和他联系了，这位朋友与我的关系可是很特殊哦，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于同一所医院，而且在同一个大院里长大，父母亲还是同事呢。我认识的周可，写得一手漂亮文章，而且口才一流，在大学里讲课非常引人入胜，极受学生欢迎。这些年来《新周刊》上许多轰动全国的话题都出自他那聪明的大脑，尽管我和他一般大，可我挺佩服他的。看了周可的博客，立刻给他留了言。他也很快给了回应。说多年不见居然以这种方式见面了。这里我得感谢新浪给我们提供的空间。

    找出1995年周可写我的文章，附在这里（有点自我吹捧之嫌！哈！哈！不过，现在也还觉得他的文字确实写得不错。）

渐 入 佳 境

广州《新周刊》副主编 周可（写于1995年）

　　　　在我国目前这支庞大的影评队伍中，年轻的张国锋当然还不能算最好、最抢眼的一员，但他无疑是有生气、有才气、而且是一个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影评人。他在短短的六、七年间，完成了从一个单纯的“影迷”到具有专业头脑和评论路数的影评人的转变，而且他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向人们证明了他日后成为一个真正影评家的良好的潜质。象许许多多从事影评写作的人一样，张国锋一开始并没有受过多少电影学和文艺批评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却有着良好的艺术感觉和对电影痴情的爱。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学机械工程的张国锋就是一个忠实的“影迷”。无论功课有多忙，他都不肯放弃任何一次在黑乎乎的电影院中去展开和构筑自己幻想世界的机会。当然，并不是任何一个“影迷”都能写得出影评来的。于是，张国锋在大学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翻来倒去地看着那座工科大学图书馆中有限的电影方面的书籍，从中，他获得了对电影这门艺术最初步的认识。

　　张国锋真正开始认真写影评，是在他1988年来到西南师大攻读“政治思想工作”双学位时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电影仍然是他单调生活中最好的消遣与补偿。与此同时，他还系统地学习和钻研了电影理论方面的知识，并开始动笔写下自己的观后感。随着他的影评相继在《文汇电影时报》、《西线影视报》、《重庆晚报》及《南昌晚报》等报纸发表，张国锋一发不可收，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短小精粹的影评，正式走上了他的影评之路。从此，文章发表的报刊档次越来越高，质量也越来越好，而且获得的奖也越来越多，迄今为止，他已写出各类影评三十多篇，获各类评奖十多次，可谓崭露头角，气势逼人。

　　纵观张国锋近年来所写影评，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他从不把电影看成是一种孤立的艺术现象来加以分析，相反，在他看来，作为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世界的表现形式，电影从来都是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的艺术体现。从开始撰写影评文章以来，张国锋对那种被我们称之为“主旋律”的影片投注了很多的热情，象《白求恩》、《焦裕禄》、《开国大典》这类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影片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他试图从不同角度切入影片，把握其独特的艺术成就以及其中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中窥见中国当代电影发展的健康之途。比如对影片《焦裕禄》，张国锋分别从影片的思想熔铸、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影片的社会审美价值的实现等不同方面撰写了三篇影评，不仅较为全面地指出了这部影片在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功之处，而且他还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借评《焦裕禄》，指出了中国电影应与我们的时代一同前进。这，无疑使他的影评具有了较高的思想基点。

　　当然，从时代精神的高度来把握影片的思想成就，很容易使人陷入忽视电影特殊性而一味进行思想评判的境地，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只是思想鉴定而非影评。而张国锋则不同，他的影评尤其注意电影语言的特殊规定性，善于将思想分析与艺术评价结合起来，并从影片的艺术形式和表现风格入手来评价影片。在那篇获“全国‘建党七十周年献礼片’影评征文”二等奖的文章《平淡之中透出博大爱心》中，张国锋抓住了《白求恩》一片平淡素朴的风格，分析了影片的叙述方式、场面调度以及摄影、剪辑等形式技巧在传达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魅力。在评《开国大典》时，他从影片的独特的结构形式着眼，以为，这是影片那种“多线统一式”的结构，才使影片达到了“统一性与丰富性的完美结合”。

　　其实，重视从电影语言的独特性入手来把握影片思想价值艺术成就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对此类“主旋律”影片的评论中。在《辐射式结构 多义性主题》一文中，他通过对影片结构方式与主题表达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与其它侦探片不同，《铁血警探》巧妙地运用了幅射式结构，从多方面成功地反映了美国当代社会复杂问题。在《新框架  深意蕴》一文中，他以为正是《出嫁女》一片散文化的叙述方式，“扩展了影片空间含量，加深了主题的思想意蕴”，而在《痛苦的升华》中，他从对《女政委》一片中畅达、舒缓的外部叙述形态与冷峻、凝重的内涵之间所形成的画面张力的把握中，发掘出影片不断升华的崇高母爱。等等。

　　我们知道，一部电影的成就固然与其思想内容的深刻和形式的新颖独到有关，但究其深层，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导演等创编人员电影观念的制约。张国锋很早就注意到了电影观念的重要性，而近年来则更重视从影片中去把握体现在电影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过程中的电影观念上的突破。在张国锋看来，电影观念的核心是电影思维，观念的突破取决于思维方式的更新。在《更新我们的电影思维》一文中，他借对影片《毒吻》的评论，得出看法认为，由于电影思维直接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和形式的运作相联系，故“一旦电影思维的更新形成气候，影片的质量必将有新的提高”。基于这一理解，张国锋近年来开始调整自己影评的视角，多侧重从电影观念这一角度来切入影片，又由于电影观念决不仅仅局限于电影形式上的运作，它还与“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有着多方面的密切的关联”，所以，将评论的重点转移到对电影观念的把握上，必然导致张国锋对电影的更具整体性的认识，由此而写出的影评也往往更具深度。比如，他从《青春冲动》中看到了影片对生命意识的诗意提纯和对“青春片”模式类型的创造性突破，从《菊豆》中看到了导演独特的电影语言中积淀的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内涵，从《香魂女》中看到了影片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对人性的深沉思索和历史深度。凡此种种，我以为，都标志着张国锋的影评达到了一个新的批评境界。可以说，随着中国电影界在观念上已开始向一种所谓“大电影”的层面上迈进，张国锋的影评也因其批评视角的调整而开始呈现出一种较之以往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

　　进入到电影观念的层面，无疑会有助于张国锋对影片作出更深、更全面的把握，但要将这点做好谈何容易。不过，幸好张国锋有一种好学勤奋且知难而进的好作风，此外，他目前在影视部门的工作环境也能为他提供许多别的影评人所没有的便利条件。为了更好地充实和提高自己，张国锋在工作之余，如饥似渴地从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大众传播学等领域汲取新知，同时，他又极力做到在提高自己影评理论水准的情况下不染上抽象玄虚的学院味，而继续保持其一贯的简洁、明快、犀利而活泼的风格。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在影评方面打下了较好基础的张国锋定能在今后取得更令人欣喜的成绩，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