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廉的村名有几份诗意，也有几份正气。

据《天台余氏宗谱》记载，村名取自孟子圣语“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意为听到伯夷风尚的人，贪得无厌的人都会廉洁起来，懦弱的人也都有独立不屈的意志，可见高尚的人对他人的感化作用，与高尚的人居在一起，自然也就清廉起来了。《天台县地名志》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取自于“人游风静云深处，家住廉泉让水间”诗句。诗的上句说的是风和云闲的景色，而下句的廉泉和让水指的是古代梁州的两条河流，廉、让两字意为廉洁、谦让，故后人用来比喻为官廉洁，后也比喻风土习俗淳美。廉泉让水间的家园自然是纯朴之地。无论风廉的村名自取哪一种，都说明此处是风清廉政的家园。

风廉村古属祥鸾乡第二十九都，位于平桥镇北部，面对紫凝山，背枕白岭、口坑山。风廉溪在东、西溪坑在西，双涧环绕，二溪汇合于村前的风廉桥下。风廉溪，人们又称廉泉，西溪坑又称让水，村庄就处于二溪环抱之中，家住廉泉让水间的诗意在清澈的溪水中明朗起来了。清村民余云华曾有“风廉八景”之目，八景为：“横桥锁溪、双涧合流、两山接翠、刹外桃园、松间鸟语、岩洞栖神、破庵吊古、龙潭飞瀑。”他并赋诗记胜，其中双涧合流一景诗曰：“蓦地相逢声气通，双骊并驾一番风。行程问汝何时始？作合于媒此际中。事有夙缘非偶尔，交堪耐久乐从同。联班此外多支派，共仰朝宗到海丰。” 对于村中的景色，清文人陈超炳有进一步的感受：“地名风廉，一胜景也。高山峙其后，流水横其前，松柏掩映，扶疏绕屋。学士文人往来者，咸称谓必有奇才杰士出其间。”

就是这样的村庄，让余氏、孙氏和许氏三姓先辈看上了这块福地，他们先后迁居于此，瓜瓞绵绵，裔孙昌盛。三姓家族和睦相处，共守这块人杰地灵的世外桃源。明洪武年间（1368—1398），余志道游历至风廉，看到这块双水环绕的地方，想起了孟子的“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一语，认为此地为高尚人士的居所，于是，从玉湖迁居于此，成为风廉余氏始迁祖。天台余氏先祖余忠襄在南宋时期，从汴梁迁徙杭州，其后裔余恢祖从杭州盐桥迁徙黄岩义城。宋德祐元年（1275），其后裔余深从黄岩义城迁徙台之桥亭，至第五世，余焘定居天台玉湖，至余志道已是余氏第十四世。

迁居风廉不久，余志道在宅前种下了二株圆柏。在他心中柏树象征坚贞和坚强，这种品质也是他所追求的。柏树四季常青，不威严寒，两株柏树相依相偎，渐渐地，由葱绿变为苍劲。清光绪四年（1878），一株柏树毁于火灾，另一株顽强地活到现在。六百年的时光，柏树也显苍老，岁月的沧桑都刻在树枝上了。主干的下端为枯瘦的树枝，开裂的树枝，虬结苍劲，至二人高处，分为二枝，伸向左右，为二丛寇荫，枝桠仍然苍翠。

村民们视古柏为风水树，它庇护着村民的安康，也带来风调雨顺。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田里的庄稼生长最快，此时的庄稼最需要的就是雨水。每年的大暑时节，村民们来到柏树下，点几枝香，奉上祭品，以求柏树的庇护。在百姓的心中，先祖种下的这株柏树就是神明，有它的庇护，就有五谷丰登。

余氏宗祠就建在村东口，坐东朝西，正堂为三开间，两侧建有厢房，为一层二开间。因祠堂内曾办过学校，门楼已改建为二层的建筑，厢房的侧门成为了进出的地方。正堂的石柱颇为粗大，堂内曾挂有数副对联，“对人谈风月清白家声贻谋何须铁券；择里得廉泉子孙世泽分派还溯玉湖。”是其一的一副，联中藏“风廉”二字，此联道出了余氏迁徙繁衍的历史渊源。余氏世代遵守着“治必勤俭家必和，孝必郭诚友必亲”的家训。

在余氏定居风廉百年之后，孙氏家族迁居此地，那是明景泰年间（1450—1456）。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为避乱孙邦远自姚江迁居天台杏庄，为天台孙氏始祖。孙麟，字志仁，从杏仁迁居风廉，为风廉孙氏始迁祖。孙氏的迁入，使得风廉的读书之风更加盛行，清乾隆年间，风廉书塾在西乡颇有名声，不但是本村的学童，邻村的学童都来到书塾读书识字。孙苞就是风廉书塾的一位教书先生，孙苞，字嗣皋 号竹林。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岁贡生，岁贡生为贡入国子监的生员，后授湖州训导，可惜未赴先卒，留有《蛮触轩诗稿》。民国《台州府志》对他有“生平自守严而待人恕”一语的评价。授课之余，与族中长辈谈论往事并道及农桑，负笈来游者络绎不绝，桃李成荫，下自成蹊。他工于文，精于书，对于他的书法，邑人金文田《国朝天台耆旧传》中称：“精颜鲁公笔法，小篆、八分兼得。”他的书法在天台颇有名声。

清雍正年间（1723—1735），又有一位读书人迁居风廉。许哲人，讳善智，号文溪，为天台坡街许氏二十二世祖，许哲人的迁入，为风廉带来了文风。天台坡街许氏始祖为许仁，许仁进士出身，宋建炎三年（1129），辞官迁居天台西门坡山之麓。许哲人的祖父许君徵为邑廪生，清康熙癸酉岁贡候选司训，他工于诗，为清初天台著名诗人。追根溯源，余、孙、许三姓皆为望族，即为官宦之家，又为书香门第。

风廉村北通三州乡，南达平桥镇，旧时有一条古道穿村而过。村中有七口池塘，按北斗七星形状分布，称七星塘。在其中一口塘的东边，有一幢古民居，称维新楼，俗称余氏三推。维新楼坐北朝南，由二个四合院、中间一个天井、左右抱屋等建筑组成。大门前曾立旗杆石，大门门楣有石刻“秀挹珠山”四字楷书，维新楼面对南边的珠山。进大门为一小天井，小天井之后就是主院，称维新楼。维新楼为四合院格局，二层三开间，中堂木门的绦环板为琴棋书画等祥瑞图案，维新楼的石窗颇为精致，有仙人指路等吉祥图案。维新楼后屋设祭台，那是存放祖上牌位的地方，两壁分别书有“福”字，并有一副对联：“立修齐志；存忠孝心。”弘扬的是传统美德。维新楼西侧边门的门楣上有“西山拱瑞”四字题额。维新楼之后为五福楼，五福楼为四合院，二层三开间。五福临门的吉语寄托了人们美好愿望，五福指的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和善终。五福楼西边还有一楼，称继善楼，也是一幢四合院。

维新楼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为余醴泉建造。新建的楼并不称维新楼，余醴泉的曾孙余云华将楼命名为维新楼。余云华（1858——1948），字守芬，号五卿，又名吾醒，别号醉和。余云华生活的时代跨越清末与民国，处于两个时代的转折点。戊戌变法那年，他已四十岁，人生的理念已形成，戊戌变法也称维新变法，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受戊戌变法思想的影响，他将祖父所留下的宅院改称为维新楼，意为反旧倡新。他并为自己取名吾醒，吾醒之名源自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诗句。从新取的楼名和人名中，可见他的倡新明志之意。

余云华一生所经历的是从读书到教书的生涯，清光绪二年(1876)科试入学，十一年之后，清光绪十三年（1887）考入优等补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得中进士，那年他五十岁，刚刚跨入知天命之年。得中进士的余云华没有步入宦途，他还是同以往一样，在村中的书塾中做他的教书先生，他先后设馆授徒五十多年，桃李满城。从他的诗作《桑》中，可见他的对人生的理解，“一年一度伐枝柯，万木丛中苦最多。为国为民皆是汝，却数桃李听笙歌。”生平所著有《国风赘言》、《吾醒诗草》、《戏谈集》、《所闻录》和《灯谜存稿》等诗文，惜未付梓，多数遗作已散佚。

虽说余云华所接受的是传统文化，但他的思想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宅院的门前立着旗杆石，但楼名却是维新楼。维新楼的大堂内曾有“重登天禄”的木匾，那是他的学生奉送给恩师的。徐抡元曾写有一首诗赠他的亲家余云华，“楼高百尺号维新，创造原告久费神。户纳清风应缥缈，窗迎旭日倍玢璘。竹苞松茂光先业，鸟革翬飞裕后人。从此肯堂兼肯构，瓜绵椒行万般春。”诗题为《赠亲翁维新楼诗》，诗中即描写了维新楼，也赞美了楼主。门前的旗杆石现铺在宅古侧的池塘上，作为洗衣石，上面“光绪戊申岁进士余云华”等字还依稀可辨。余云华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去逝，那年已是九十岁高龄，他的墓碑上没有一字，是一块光石板，清清白白，他追求的就是一生清白。

余云华《岩洞栖神》诗中有“养晦正须山作障，修真最喜石为邻”一句，风廉村的东边有一座山，名珠山。山中有一座感应庙，庙在村的水口位置，所以也称水口殿。据《民国天台县志稿》记载：“感应庙在县西四十里，二十八都，风簾口。” 感应庙奉白鹤大帝，始建明末清初，现存建筑为1983年重建，感应庙位于风廉溪北岸，为单间建筑，庙前的道地上放有几根石柱，为愿感应庙构建。感应庙为百姓祈求风调雨顺、永保平安的古庙。感应庙、丰财庙和三义庙被称为平镇三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道姑叶宗滨在村北建造了一座道观，称慈云宫。慈云宫依山而建，山门朝西南，进山门为三清殿，门楣上挂“三清圣境”匾额，供奉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三清，还供紫阳真人和吕祖仙师，各路神明保佑着百姓的安康。宫中供奉的周仓大将军，民间相传颇灵，香火旺盛。周仓为《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其形象为身材高大、黑面虬髯的关西大汉，他以关羽护卫的形象出现，在各地的关帝庙中，关羽神像的两侧也经常供奉周仓和关平的神像。

在风廉村东面的村口前，新建有一座石牌坊。牌坊的对联曰：“双溪汇百川沃天台长留风韵；三族原一脉衍文化永励廉明。”此联道出了风廉村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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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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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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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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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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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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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