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新闻史》一书中，两位美国学者曾经十分欣慰地谈及现实主义时代（上个世纪初）的媒体角色，"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当需要唤起公众舆论来保证经济、政治的进步和一种更公正的社会模式时，新闻和文学起到了它们的作用，并从中产生了有影响的领袖人物。"同样，在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塑造美国式的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美国媒体的作用也不容小视。

    在"2005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公布之际，人们会很自然地拿这张榜单与世界慈善家排行榜相对照，并且会注意到比尔·盖茨与财富排行榜相对应的慈善"排名"。而在《嫁给比尔·盖茨》一书中，盖茨夫人则愉快地透露出促使盖茨参与慈善活动的一个细节。

    几年前，爱心清单美国消费者权益协会的活跃分子纳德写信给盖茨，希望他能带领全球358名亿万富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美国及全球贫富悬殊问题，并制定一项资助穷人的计划。他为了说服盖茨，在信中列举了一连串的数字："比尔财富超过1000亿美元，比全美国40%穷人的财产总和还要多。美国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占1%的富翁资产比占90%的穷人资产还要多。全球358名亿万富翁的总资产超过穷国30亿人口的总收入......"

    这封来信被媒体公开以后，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拭目以待———比尔将如何行事。而盖茨也随即表态，通过媒体告诉公众，他会自主地参与到这种活动中来，以此来回报社会！

    就这样，媒体以十分策略的方式促成了世界首富走上更积极、更广泛参与慈善和公益事务的道路。如今，盖茨夫妇已将其财产的一半以上（200多亿美元）投入到全球慈善事业中，成为其间的代表性人物。

    事实上，对于新闻的选择性和舆论的引导功能，美国媒体并不否认。它们认为，在不放弃监督型角色的同时，也可以起到引导型的作用。在中国一些富豪热衷于将巨额财产转移到幼子名下之际，美国媒体则一如既往地宣扬着"如果给孩子们留下巨大的财富，让他们甚至连早晨早起的理由都没有，那我们就害了他们"，并且以公布调查结果等方式告诫人们———很多年轻人在继承了父辈的遗产后挥霍无度，成了"败家子儿"，而且他们比中产家庭甚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现焦虑、颓废等不良精神状况。

 

    在美国媒体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戴尔公司总裁迈克尔·戴尔的4个孩子现在都成了小慈善家，他们生活节俭，热衷公益事业；安·鲁瑞的6个孩子生活简朴得一如平常人家的孩子，他们甚至从打折商店里购买家具，鲁瑞以他们每个人的名义各设立了一项慈善基金，让他们捐款救助他人，并且自豪地说："孩子们都想向人们表明，他们正在这个世界上走自己的路，而不是依靠父母。"再有就是广泛传播"股神"巴菲特那样的肺腑之言："我希望我的3个孩子有足够的钱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钱却什么都不做。"

    不仅如此，美国媒体还积极配合全国慈善机构咨询局等部门，将根据慈善机构主动提供的财政收支情况写成的报告公之于众，对于那些拒绝提供财政收支情况的机构也同时广而告之，而美国民众则根据媒体公布的监督性报告，自主决定向哪个慈善机构捐款。

    事实证明，媒体对慈善事业的态度及其积极扮演的"慈善媒介"的角色，在塑造美国慈善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包括媒体在内的诸多社会力量和文化传统的牵引下，慈善意识在美国社会已深入人心，而美国每年几近天文数字的巨额捐款也主要来自普通的民众（占85%强）。用时代周刊的话说，就是"在每一位比尔·盖茨的身旁，都站立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

    美国媒体的慈善功用也同时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信息时代，无论是成人还是孩童，都从各种媒介中学到态度、情绪反应和新的行为风格，这一切沉淀久了，就会成为塑造新的社会风气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家有"人格力量"和积极的社会文化意识的媒体，都是同样值得尊敬的"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