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5年11月的时候，就曾接到《北京文学》月刊社通知，我所编辑的“海外漂泊者·精彩阅读”丛书之袁劲梅著《月过女墙》中的中篇小说《忠臣逆子》荣获了首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我得了责任编辑奖，但因工作忙和其他一些琐碎的事情耽搁，获奖证书和奖金一直没有去取。
　　除夕前一天，我请同事和朋友岁末聚餐，用2005年度评我工作优秀所发的500元奖励，最后一次答谢和我合作并支持我工作十个年头、曾经共经风雨的老同事老朋友（所以说最后，是因为从此，一些曾经共事的老同事退休了，以后可能不会再有共事机会了），才终于见到了朋友代我取回的获奖证书，有些欣慰，又几多感慨。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太看中奖状的人，对于名利也很淡薄，从直到证书到手我才知道所获奖项的具体名称和二个多月过去都不着急去取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甚至一些时候，有得到荣誉的机会，因为觉得大家都不容易，还能让就让。

　　我编过很多书，也审过很多书，其中大多得到社会好评。但是，自2002年我编辑出版的《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仲大军著）成为当年“问题图书”之后，似乎图书一经我手，就会戴上“问题图书”的帽子，不管这些书受到读者和媒体多少好评，或者给单位带来多少社会声誉和经济效益。

　　2003年复审的《不死的光芒》（蒋泥著）、2004年复审的《杂书过眼录》（谢泳著），都有一定社会反响，但最终也不幸成了“问题图书”，不但如此，经我复审的其他一些图书竟也在一夜之间，被告知戴上了“问题图书”的帽子，其中就包括广受读者关注的《血酬定律》（吴思著），我编辑的《南方周末·2005年度图书评选》中提到的《半生为人》甚至也没能幸免。而有意思的是，一位官方人士在做政策性报告时曾这样说，严格地讲，那些被查处的图书，其实没有哪一本是违反国家大法的。既然不违法，又为什么要查处呢？并且，既然被查处了，读者、媒体对这些书为什么还好评不断？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每一本书稿，我都是极认真地对待和极审慎地处之的，因为置身这一行多年，深知其中深浅，但或许命运就该如此，一部图书的命运，我的命运。2005年，压抑达到极致，又最终大悟，工作可以少做，但所谓“出问题”，却必须有人来承担，或被处分、或被降职、或被停止工作、或被迫提前退休……2004年年终总结中（进行于2005年1月），我有这样一句话：为人正直、善良，是非分明，遇事能够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这是我惟一能够表达的，为所发生的一切，也为我自己，但却表达得如此隐晦，难言之隐尽在其中。

　　尽管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信，尽管我的工作有目共睹，但似乎只有责难该属于我、承受该属于我。这怎能不叫人窝心！因此，2006年新春佳节到来的前一刻，收到这样一件礼物，心里不能不感慨，无论如何，这该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肯定吧？无论如何，这该预示着一种吉兆吧？前两天一位朋友发短信给我，表达新年的祝愿，说了一句让人无限感慨而又万分感同深受的话：希望新的一年我们的命运能够转变。是啊，希望新的一年我们的命运能够改变！我相信，上帝不能总偏心，我相信明天会是新的一天。

 

——2006年1月30日感言。

 

注：关于《月过女墙》出版前后的故事，我会在稍后的时间里详细地讲给朋友们听，希望朋友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