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想起写这篇拙作，也是自己好久没写纪录片解说词风格的历史杂文了；其次是今年初在某历史论坛上曾和别人就古代的国家战略和地理因素问题，产生一顿火药味很呛的争议，以及由此引发的兴趣。
    促成这种“兴趣”的最初源头，是很久以前俺和金铁木导演谈论到秦灭六国问题，都曾对秦、赵两大冤家“八百年前本出一家”的几分感叹（秦、赵两国同源，祖先都是商纣王的大将蜚廉），笑骂过后，总觉应该有一些落实于白纸黑字上的东西来承接这种思绪。历史爱好者之间的争吵不是让人看热闹、不是看谁嗓门大，更不是看谁能打别人脸或谁肿着脸死撑……而是从引进据点的争吵中筛选出有意义的东西。既然如此，本人就以自己浅薄之认识，从剖解“三晋”和分析长平之战前后经过这两个着眼点出发，谈谈战国时代的国家战略问题，即本文标题的“天下大势”，以及当时的交通地理状态；同时也可解释，为什么不能拿后世中古时代来对战国时代包括后勤、运输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对比测算的原因。

一、三家分晋的遗产和战国初年的社会大变革
    话题还是先从“三晋”和长平之战有关的历史典故开始说起，时间上的起始点，是春秋晚期的晋国。我们从小就经常受到这么两句话的反复教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在此就有一个要区分的概念：“黄河流域”的范畴，要远比“黄河”更广袤。说的再详细点，就是黄河中上游的某些支流，对文明的诞生、发展产生的作用，要远超过干流。
    发源自太行山中部、流经今天山西省中部到西南部地区，在晋西南注入黄河的汾河，就属于这类典型。汾河下游两岸河谷盆地的自然条件极为优越，成为孕育华夏民族的摇篮。晋西南的蒲坂（今永济）在上古时代是舜帝的治所，夏邑（今夏县）是负责治水的鲧部落和随后夏王朝的发源地。西周初年，周成王把同母弟姬虞封在晋南的唐（今翼城），这就是晋国的源头。
    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时期，晋国的国都曾迁移到绛、曲沃、新绛等地，之间距离不远，都处在临汾河谷盆地当中。晋国的政权基础具有一些先天优势——国君是与周天子同血脉的姬姓，比秦、楚蛮夷要高贵；几百年的历史里虽然发生过多次政治斗争，但励精图治的国君也层出不穷；还有一点，就是晋国具有其他诸侯国不具备的优越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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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一个文明发展所需的自然条件，无非是气候宜人、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等等随大流的泛泛之辞，这是任何文明发源地都必备的共性。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针对晋南这个地区，具体分析晋国的地理位置和领土内出产的资源，会发现当地堪称得天独厚的优势：
1、晋国的地理位置靠近西周的镐京和东周的雒邑（洛阳），处于中原核心地区；太行山在整个山西省内南北纵贯，晋南的汾河河谷是华夏民族活动地带，晋中和晋北是戎、狄、胡等等游牧狩猎民族活动地带，由北向南呈现游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活动地域过度，双方互通有无，商贾交流频繁。
2、晋西南的曲沃、闻喜、垣曲等地产铜，交城、平陆产锡；由此扩大到整个山西，地下又蕴藏着丰富的铁和煤，为活动在这里的人类文明进入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提供必要的矿藏资源。
3、在晋西南的运城附近，有一个在距今五千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咸水湖——运城解池。作为一种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战略物资和受国家垄断专营的物资，盐的意义已无需赘言。任何文明都要建立在必须摄入食盐的基础上，而占据盐产地，除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以外，还可以建立以盐为硬通货的贸易渠道，其中的巨额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更让拥有者受益匪浅。解盐有超过四千年的采掘史，以储量大和产量稳定著称，华夏文明最古老的贸易方式就是交易食盐，直到明清两朝，山西商人仍然利用政府的边地行商政策，换取盐引、盐票，靠贩运解盐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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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解池与解盐开采

    上述三点，还只是晋国晋南地区具备的一部分自然优势。当地物产不仅丰富、而且配套齐全，使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先秦人类社会，完全不存在文明发展受资源限制的影响，还有富余物资同外界进行交换，产生最原始的商品经济。物资的相对充裕导致财富的积累，财产观念的形成又促使人类社会从原始氏族部落发展到有阶级分化的世袭封建国家。颇有盛名的“晋商”并非在明清两代才出现，早在春秋时期，居住在晋都绛邑的大富商就“能行诸侯之贿”，具备富可敌国的财力了。本文在一开始就强调晋南地区的特征，后续文章里所讲述内容，也是以围绕这一地区及周边为重心，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的大致两百年里发生的故事。

    在诸多有利因素作用下，春秋晚期的晋国，其版图已经占据今天山西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分、河南省的中西部和陕西省的东部，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天下无出其二。还是在春秋时期，晋国还是秦国向东发展的拦路石。有个成语叫“秦晋之好”，典源来自于秦穆公与晋献公到晋文公三代四君之间的政治姻亲关系。“好”只是后人补上去的一厢情愿，两国的关系在此期间实在算不上多好，矛盾重重到是真的。三百多年之后的战国时代，已经有头脑清醒人士指出过了，“完璧归赵”的制造者蔺相如就在秦庭之上，当众打了秦昭襄王和他老祖宗秦穆公的脸：“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
    果不其然，晋文公一死，秦穆公就想趁机东进，派军队袭击郑国，与晋国邀战与崤山，惨遭失败，向东拓展的野心被暂时击碎了。

    春秋中期开始，晋国的公族日趋势微，权利被异姓世卿大夫逐渐把持。公族与异姓世卿这种权利的彼长此消，不是短期内通过激烈形式爆发的，而是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相对平缓的渐变（公元前621年~前403年），得以在保持晋国国力毫发未损的前提下，实现了寄生者对宿主的蚕食。公元前403年，历经晋国异姓公卿之间残酷的吞并争斗，整合存留下来的韩、赵、魏三家被周威烈王封为侯，即“三家分晋”。这三家也因此被称为三晋，有后世史家就以这一事件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割点（注：魏、韩两家祖先也出自周室，分别为周文王庶子毕公高、姬姓毕氏；晋穆侯庶孙韩万，姬姓韩氏）。
    晋国的家底太雄厚了，尽管被三晋瓜分，各自的实力也不弱。三晋中又以韩、魏所处的位置堪称优越——魏国第一个都城安邑，就是夏朝的国都夏邑，也是晋国的核心地区；魏国东迁后第二都城大梁（今开封）和韩国的南部领土，曾经是商朝的统治中心地带；两国中间又夹着东周天子的雒邑。魏、韩两国是当时华夏文明的中心，名副其实的“中国”。相比之下，赵国就属于偏远地带，因此赵国初期的国君急不可耐地把都城从晋阳迁到华北平原南部、黄河北岸的中牟（这个中牟在今天河南省鹤壁，并非郑州以东的中牟市、赵国再迁邯郸又是之后的事，后文会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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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晋的初代君主都是在公卿斗争里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政治素养都相对成熟老练，没有庸主。他们的贵族头衔是“侯”，而不是其他老牌诸侯国的“公”，政治资历低，更容易放下身段；三晋建国历史短暂，政权结构就相对简单，来自老树盘根一般权势贵族的政治积弊较少。因此三晋在战国初年的表现非常抢眼。
    三只鬣狗分食野猪余温尚存的肥壮尸体，原则不碍乎两条——“肉次肉好，肉多肉少”，他们在分食晋国尸体的同时还积极向外拓展，如果把公元前370年三晋的领土合在一起的话，比原来晋国的版图又膨胀了，分割和扩张的势态大致如下：
1、韩国满足于前一条，他分到了上党郡东南、河东郡的一部分和靠近周室洛邑的周边地区，又和魏国一起向南蚕食楚国、郑国和东周王室在雒邑周边的领地，把楚国的势力从黄河岸边向南驱逐到汉水，随后又在魏国的策应下攻灭郑国，迁都新郑，设立三川郡、颍川郡和南阳郡。国土大致是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河南省的中西部，领土开发成熟，人口密集，但领地促狭，被夹在魏楚秦三国中间。
2、赵国满足于后一条，山西晋中、晋北，河北平原都是赵国的领土，面积大，但相对偏远，版图内还有中山这么如同肿瘤一样的国中之国，赵国最初的几代国君急于向中原发展，在中山国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赵国就迁都中牟，向南进攻位于华北平原南部的卫国。此举引发魏国的警惕，作为原晋国公卿，赵魏两家在战国初年的扩展中产生冲突，最先翻脸，兵戎相见。
3、魏国把两条都占全了，他的领土是原来晋国在汾河流域下游的核心地区，在此设立河东郡，此外还有部分河内郡、上党地区的西部、崤山以西的西河郡（今天河南三门峡以西到陕西大荔临潼一带的关中秦川东部平原）、黄河以西的上郡（陕北东部）和河南中东部的汝南郡、上蔡郡。魏国版图广阔，地域富庶，人口众多，凭借从晋国继承下来的丰厚家底和文侯武侯、李悝吴起一干文武君臣的悉心调治，西击秦东压宋、北阻赵南伐楚，四面出击还皆有收获，成为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不足的是领土太散碎，魏韩两国的领土星罗棋布，互相交错接连，不利于强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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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分晋，还预示或者说代表了社会思想和道德体系的转变。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初期这段时期，社会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发生了剧烈扭转，新的处世哲学和治视理念，逐渐否定、抛弃周朝的贵族礼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开始向法家大行其道、尝试加强中央集权的模式发展。
    春秋时代，持有政治抱负的强国国君积极参与诸侯国之间的群雄纷争，产生了著名的春秋五霸。强势诸侯的政治诉求是称霸，而不是称王、称帝，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一个叫“周礼”的社会道德体系的束缚。周礼相传是西周初年由周公旦创制的，周公本人就是一个道德楷模，他以强调周朝的分封制为基础，通过制定周礼，将从周天子开始自上而下的社会等级、政权结构，礼仪典章甚至日常生活标准等等事无巨细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详尽的条律化规定。作为一部成文归类的完整道德体系，周礼要比道、儒、法，黄老等等都要早，统治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纪长达六百年之久。

    春秋五霸从齐桓公开始，依次有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请注意他们的头衔——“公”，这是周天子基于《周礼》授予他们的贵族头衔。成为霸主的道德前提是敬重周室，遵守周礼；对“不义”和“兴义”的判定标准，是对方是否做到尊奉周天子。霸主在自己主导的诸侯会盟中，把自己打扮成尊重天子的典型，同时指责被讨伐对象犯有怵逆周礼的言行。蜗居于雒邑的周室虽然寒碜，却被诸侯架在肩膀上当傀儡，享受表面上不容侵犯的显贵形象，列国诸侯都还不敢突破周礼制定的道德标准。
    从春秋中期开始，国家兼并出现加剧趋势，势力强大的诸侯和卿大夫们也早就心生抛弃周室、甩开周礼桎梏的念头，有些胆大妄为者就尝试挑衅周礼制度的约束。所以五霸里的最后一位是楚庄王，著名典故“问鼎”就是他对周天子野心外露的表现。这个“王”的头衔是楚国自封的，不仅在楚国以外得不到认可，还饱受天子的责备和诸侯的攻讦。
    随着周室无可挽回的衰微，越来越多的诸侯都做出对天子不逊，对周礼不遵的言行。他们同时意识到：要想给自己愈加猖狂的僭越言行进行美化粉饰，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新的治世理论来取代旧制。强势诸侯和世卿们希望看到的，是有符合自身政治野心的新社会价值理论被提出并加以完善，让这套凌驾于周礼之外的新道德标准，为自己践踏周天子、实现帝业的雄心提供理论依据。但大家都还遮遮掩掩，扭捏作态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用今天普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事物为例加以形容——诸侯就是某个行业里占有市场份额优势的少数几家大生产商，天子就是商务部的平庸官僚，周礼就是反垄断法。因为有后两者的存在，前者无法吞并所有小生产商，他只能在行业委员会里给自己树立领导市场的权威地位，还要施舍给小生产商一些小恩小惠，以此做个样子给有关部门看，表示自己不会干独占市场的行为导致，触犯反垄断法……
    在这里就产生一个有意思的题外话：为什么春秋末年，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在他后半生与众弟子周游列国，却始终不得志？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孔丘强调仁爱、重德、反对苛政，还总是感叹“礼乐崩坏”，呼吁恢复周礼古法。他鼓吹的这套理论到是把他自己塑造成道德模范了，却和当时列国国君的政治诉求背道而驰，越是在强国越没有市场，因此孔子在周游过程中，受到所至各国客气却冷淡的尊重，他的主张却始终推销不出去。套在上面这个例子里，孔老二后半生做的事就是到各大生产商家里去工作，让他们积极响应有关部门的号召，深入贯彻学习反垄断法。商家们对这位不请自来的普法宣传员表面上都装的很客气，心里面巴不得他赶紧滚蛋。

    公元前493年，也就是在孔丘和他的弟子正“累累若丧家之犬”一般周游列国时，已经衰微无力的周室又发生“单氏取周”，远枝的姬姓单氏取代了近枝的姬姓刘氏。“单氏取周”及之后东周王室的分裂，就给各强大的诸侯国甩开周天子，提供了人为的便利条件。到了战国，变革的关键点出现了，以李悝在魏国推行的变法为标志，周礼正式被法家改革者废弃，不讲礼改讲法了。战国中后期，又发生“五国相王”和秦、齐两国的短暂称帝事件。诸侯们彻底抛弃了周天子的权威。法家最先在魏国推行的变法随后又被秦、楚等国纷纷效仿，最终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改革趋势。

    既然道德标准和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剧变，国家的外交和国防策略也要跟着一起改天换地；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推行，必然会促使外交方针、军事谋略、军备建设和战争方式也发生改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强国的政治诉求，已经从春秋时代追求在诸侯当中建立盟主地位的“称霸”，变成了战国时代直接武力吞并他国的“争天下”。战国时代的国家为了适应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必须要从政、军两方面配合，进行国家资源的开发、调配（由社会变法家完成）和军队的编制、战争的决策（由军事改革家完成），这点成为战国时代最明显的国家特征。
    春秋时以孙子为代表的军事家，基本还只停留在兵谋的层次上，国谋和兵谋浑沌不清；到了战国初年兵圣吴起建立起来的军事理论中，国家内外有养民驭兵之分，对外有战略战术之分，各自还有谋、韬、交、兵之细分，国家战略上的“国谋”和具体战争中军队调动部署的“兵势”进行区别和配合……中国至晚从战国初期，对战略和战术就有明确区分的研究总结和实践，并形成逐渐严密成熟的理论。这么一整套系统理论，也为后代兵家奉为经典。

    战国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出现在继承晋国最大程度衣钵的魏国，其中原委绝不是偶然的。三晋皆出身于晋国的世袭世卿，他们的存活得益于周礼规制下的分封制，这是尊奉周礼的行为；他们的壮大得益于他们敢以下犯上，这又是违背周礼的行为。黑白通吃，实现用强硬手腕扭曲道德标准，因此三晋能更深刻的意识到分封制针对集权制的悖论、认清享有封地的世袭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寄生弊祸。发生在晋国国内持续两个多世纪之久的这场世卿争斗，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映射战国的一次小型彩排——晋国的瓦解，是春秋走向战国的缩影。
    相比位置偏远的赵国，魏国地处中原，易于吸引人才；相比国土有限的韩国，魏国的强大国力便于给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和施展的平台。因故我们可以看到，魏国实施变法的过程中，代表人物用亲自实践和总结成明文条律的方式，将抽象的思想苗头变成摆在眼前的现实。文治有李悝废除世卿世禄制，著《法经》，用成文的律法严苛治国，以条例化来管理运作国家的行政与经济运行；武功有吴起与诸候历七十六战而不败，被后世视为与孙武并重齐名的一代兵圣，让后世历代兵家有“孙吴在世”的美赞。

    在中国文化史上，春秋战国时代还是成语典故的主要产生时期，诸多脍炙人口的风趣故事就在此时定型并流传后世。战国七雄当中，几乎每个国家都曾出现过能主动摆出谦卑恭敬的姿态，招纳天下人才以图实现强国目的的贤君。在中国历史上，由贵族门阀势力把持政局的传统一致持续到隋唐两朝，直到北宋建立更完善的科举取士制度，才实现了寒门与朱门在同一体制下入仕为官的平等晋身机制。但是上溯千余年，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这些成语典故里，就能让人拣出一大堆从门客、游侠、农户，刑徒，甚至战俘和奴隶身份出将入相的千古名臣，其中不少人和他们的事迹还名彪青史。受国与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影响，各国都对人才产生迫切需求，导致阀阅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不拘一格降人才”得以部分实现。当时社会风气即有强调“世家”的贵族文化，也有“英雄不问出处”的草莽文化，重视门第的唯出身论和重视才干的不唯出身论并行于世，里面既有新旧势力之间的激烈对抗，也有贵贱阶层之间的相互利用。
    我们今天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先满足物质需求，再有文化需求”，放到两千两百年以前，就是一个难以站住脚的悖论。战国就是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思想最活跃，各种社会学派并立，受政治因素干扰最微弱的“文化黄金时代”。这是因为整个春秋战国都处在大分裂状态的乱世，尚未出现高压中央集权和严苛的文化专制，因而社会文化思想极端自由，绝少受到铁腕压制，这也是这个时代能出现“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先决条件。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从未有过思想家因为其坚持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主张被统治集团视为异端，为此受到政治迫害的事例。
    正是在这种已然废弃周礼旧制，又没有出现批着新外衣所谓“正统文化专制”的宽松社会氛围下，才会出现张仪连横，苏秦合纵，吴起在魏国不顺还可以出走事楚，燕昭王拜魏人乐毅为将，以火牛阵击退燕军的齐将田单还可以去赵国拜相封君……让战国时代有灵活多变的外交活动、文化互通和跨国人才交流，让有能力有头脑者实现个人价值，这些人可以采取赤裸裸的务实主义作风，哪怕是有才学但无德行的人，只要抓住机会就能实现抱负（吴起就是一个典型，他有明显的人格缺陷，是道德混蛋和军事奇才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