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婴
一只田鸡就是一条路。我们从八条路一直往前追，一路弓腰驼背，盯着那只田鸡黄绿色的脊背，脚底下的泥水磕磕绊绊。刚下过一阵雨，天还沉着，看样子一会儿还要下。这一只可真不小，比口袋里的任何一只都要大，所以马小毛不愿意放弃。它在田埂前又跳起来，落到一片平坦的草地上。在它正准备再次跳起时，马小毛的鱼叉准确地送了出去。“该你了，”马小毛搓着手上的泥，用下巴指指在鱼叉底下四肢抽搐的田鸡。“去捡吧。”这是我的事。我跟在马小毛屁股后头玩，他在树上摘柿子，我就在树下及时地张开衣服兜住落下来的柿子。他去乌龙河岸上偷田老头的西瓜，我就藏在水里等着他把西瓜扔过来。他叉田鸡，我就拎着蛇皮口袋跟在他身后捡。我很高兴，光脚底下发出水和草的声音。又开始落雨点了。我摁住田鸡的腿，把马小毛的鱼叉拔出来，田鸡叫了一声，伤口渗出了血。我倒拎着田鸡抖了抖，终于抓到你啦，把它扔进了蛇皮口袋，一阵扑腾。我站起来要往回走，然后啊地喊了出来。蛇皮口袋掉到草地上，田鸡相继从松开的袋口逃出来。“口袋，口袋！”马小毛指着口袋叫。“快把扎上！”我站着不动，嗓子眼里有东西要往外翻涌。我一手捂着嘴，一手指着前面，嘴里呜呜地响，像说话又像干呕。马小毛自己跳过来，一脚踩住了袋口，顺手把一只刚跳出来的田鸡抓住，扔进了袋子里。“见鬼啦你？”他把袋口缠好，扭头看见了我指的东西。“我以为什么，就一个死小孩，大惊小怪的！”是一个死小孩，一个被扔掉的死婴儿。我们竟然跟着那只田鸡进了乱坟岗子。坟地我不害怕，我和马小毛常常到坟地里来放牛，我害怕的是那个被扔掉的婴儿，确切地说，已经不是一个婴儿了，而是那个婴儿的脑袋和零散的胳膊和腿。我听说乱坟岗子里总有一些被扔掉的婴儿，有的是已经死了的，有的还没死透，有的根本就是活生生的。但是我没见过，也从来不经过坟地的这一边。马小毛早就告诉过我，这边的水草荡边常有这事。我见到了，残缺不整的几个部位，旁边是一块被扯烂了的包被和半领席子。我隐隐闻到了一股腐臭味，干呕的声音从喉咙里滚滚而出。“快跑，”马小毛拽着我的胳膊。“又下了。”雨说来就来，雨点又白又大。我捂着嘴跟着马小毛跑到坟场的另一边，那里有几棵老松树。我们放牛时都在松树底下躲雨。刚坐到树底下，我忍不住吐了出来，中午吃下的一点稀汤寡水如数交了出来，呕得我鼻涕眼泪都下来了。我老想着离包被不远的那半条小胳膊。“没出息！”马小毛说，“不就是一个死小孩么？我费了半天的力气叉到的田鸡让你放跑了一半。”我一声不吭，只顾抱着脑袋蹲在地上。雷声从远处向这边走，满天地都是滂沱的雨声。我站在树底下接了几抔雨水漱了口，又洗了脸，感觉好些了，倚着树干坐到了草地上。到处都是水。马小马握着鱼叉围着松树乱转，希望能在避雨的时候再叉几只田鸡。转了半天连田鸡的影子都没看到。他气呼呼地扔掉鱼叉，爬上一座坟堆上开始往下撒尿。撒了一半停下了，嘴里咕哝了一句。“你说什么？”我有气无力地问他。“有人过来了。”“你还能不给人家走路呀？”“不对，”马小毛说。“你快来看，那人好像还抱着东西。”我站起来，爬到坟堆上。那个人在大雨里形象有些模糊，戴着斗笠穿着雨衣，怀里的确抱着什么东西，因为急着赶路和路滑，走得摇摇晃晃。他在向坟场这边走过来。天低雨急，野地里一片青灰色，那个人像是天底下唯一的一个人，走得有点荒凉。“你猜那人是谁？”“不知道。”“好像是个女的。”马小毛说，接着撒完了另一半的尿。“你看她走路扭来扭去的。”那人越来越近了，正如马小毛说的，的确越来越像一个女的了。她跌跌撞撞地走，时刻都有被大雨淹没的危险。头顶上的松树也开始落下大滴大滴的雨水，我们身上的短裤和汗衫都湿透了。那就是一个女的，她从大路拐上了坟场和水田相接的泥泞小路，斗笠压得低低的。我开始莫名地紧张，抓住了马小毛汗衫的衣角，攥出了一把水。“你猜她要干什么？”马小毛小声问我。“不知道。”“丢小孩，”马小毛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不信你看着。”那个女的在小路上走得慌张，几次都差点被滑倒。她走到水草荡边停下了，稍稍抬起斗笠向四周看看，然后迅速解开了雨衣，从怀里取出一个硕大的布包裹，又看了看，烫手似的扔到了草地上。扔完了又想伸手去捡，腰弯了一半又站直了，然后转身原地返回，一边走一边扣雨衣扣子，脚底下滑得更厉害了。拐上大路的时候她停下来，转身向刚才丢东西的地方张望，摘下斗笠去擦脸。那时候雨小了一点，她摘下斗笠的那一刻，我们看到了如玉的脸。
如玉是小店老板曹三的女儿，她家住在前街，但是在小葫芦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曹三小店是小葫芦街上最热闹的地方，一天到晚都有人趴在黑油油的柜台前没话找话说。老太婆去小店是为了买点针头线脑。老头子聚在柜台前因为他们是酒鬼，那个飘出香味的白酒坛子就放在柜台上。我和马小毛去主要是冲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糖块，整个小店都充满着诱人的甜味。最常去的还是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进门之前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因为如玉总是站在柜台里面。她可是我们街上的一朵花，长得很好看。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小伙子们已经很少去了，大家都知道如玉和村长春成的关系不一般。人人都这么说，我也听说了。祖母每次从曹三的小店回来就感叹，造孽啊，造孽。母亲就说：“管那么多是干吗？怎么活是人家自己的事。”“那也得看怎么活，”祖母对母亲的说法很不屑。“春成都多大了？儿子都快赶上如玉高了！”“你看见人家在一起啦？”“不都是这么说嘛，”祖母说。“要不曹三的小店能开到今天？”我就问祖母：“曹三的小店不是一直都开的么？”母亲把碗筷弄得哗哗响，说：“小孩不要瞎问。吃饭！”我没看过如玉什么时候和村长待在一起，倒是很长时间没在小店里看到她了，也看不到她去后河北岸的菜园了。春成还常常看到，小身板上顶着一颗村长的大脑袋，没事就在吃饭的时候闯到别人的家里，指指点点地说，上面又有什么新精神和新指示了。别人都说他四十岁了，我看五十都不止。
如玉抹了一把脸又戴上斗笠。雨变小了，越来越小，如玉歪歪扭扭的背影走了很远还能看清楚。天也逐渐明亮了，泥水淤积的路面像一条明晃晃的黄带子，宽大而又曲折。坟场里的青草味升起来。“走，看看去。”马小毛对我说。我惊恐地摇摇头，抱着肚子蹲下来，说:"我肚子疼。”“没出息，”马小毛说。“你在这里等着。”为了防止再次吐出来，我捏着马小毛的鱼叉在周围转来转去，一只田鸡都没有看到。只看到了一只癞蛤蟆，呆呆傻傻地趴在一个小坟堆上吧唧着大嘴。我把鱼叉都举起来了又放下，把它掀了个四脚朝天就把它放了。马小毛回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也就一小会儿的工夫。“是个男孩，脸色青紫，”马小毛说，抹了一下嘴开始比划婴儿的大校“就这么大。不信你自己去看。”“我不去。”我说，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碰了一下小孩的手，手指头好像还在动。”我又忍不住了，喉咙里窜出一串干呕声。那种声音像是从空荡荡的肚子里爬上来的，我遏制不祝我蹲在那里，好长时间才缓过劲儿，耳朵里嗡嗡直响，感觉头都大了。最后只吐出几口夹带血丝的唾沫。马小毛见我干呕得凶猛，一时也手足无措，嘴里一直说，“好了，我不说了。我们去叉田鸡。”我一屁股坐到草地上，抹着眼泪摇头：“我想回家。”
三年后我已经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一了，六月底的一个周末回到家里。当时整个小葫芦街的人都在忙着插秧，水田里走走停停的都是人。我把裤腿高高卷起，坐到邻居家的牛车上来到我家的水田里。我对父母正在忙活的这块地有点陌生。先前已经听母亲说了，入冬时重新分了土地，我家的在名叫沙堆顶的这一片里。沙堆顶我当然熟悉，但是当我站到水田里时，总觉得有点问题。沙堆顶这片地方好像缺了什么，那感觉就像一个长头发的人拿下帽子时，你却看到了一个光脑袋。我抓着一把秧苗站在泥水里直发愣，半天也没栽上一棵。“你在干什么？”父亲直起腰问我。“没插过秧是怎么的？”“这地方有点不对劲儿，缺了点什么似的，不像过去的沙堆顶了。”“坟地迁了，迁到乌龙河北边了，”母亲拉着插秧线说。“这一块原来是坟地。”经母亲一说，我恍然大悟，那些突起的坟堆和松树不见了，所以沙堆顶才如此平敞和开阔。我在印象中寻找坟场的位置，没错，就在这一片很多人正弯腰种植的地方，铲平的坟场开始复原，一个个坟堆逐渐从水田里长出来，与这一片田地重合。当我清晰地意识到脚下田地的确切位置时，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和恐惧贯穿了我。这里就是水草荡附近的位置。我突然感到脚底下的泥水开市搅动，什么东西在那里拨翻泥水，像一只只手，孤零零的一只只婴儿的手。那种似有还无的抓挠，如同生死边缘的抽搐，一阵空虚的奇痒像水一样漫上我的身体，似乎整个人一下子轻飘起来。我大叫一声跳起来，惊惶失措地向田埂上跑，差点被刚理好的插秧线绊倒。我站在田埂上不停地跳，沾满泥水的手在身上抓挠。我的举动引起了一群笑声，他们从没见过谁在秧田里出现这种模样。“怎么回事？”父亲有点不高兴了。“出了什么事？”“没什么，”我说,“身上痒。”
周围的人都直起腰，远远近近地都对我吆喝着说话。“是不是念了几天书就见不得泥水啦？”“被蚂蟥叮了吧？”然后我听到与我家相邻的曹三家水田里的一个女声说：“我看是想偷懒，中午饿上一顿就什么事都没了。”是曹三的女儿如玉。两年前她嫁到了三十里外一个叫石河的镇子，已经有了一个一岁的孩子，现在回娘家是来帮爹娘插秧的。她正笑嘻嘻地看着我，左手里一把秧苗，卷起的裤腿和泥水之间露出白皙的膝盖。
奔马
上了五斗渠的大路，八只马蹄杂乱的蹄印就十分清晰了。马蹄经过的地方道路结实明亮，其余的地方尘土蓬松，踩上一脚就溅起细密的黄土。我明知道不要低头去找地上的蹄印也清楚红旗和栋梁他们一定是从这里经过的，可我还是忍不住跟着那些马蹄走，从这个蹄印跳到那个蹄印上。牛懒洋洋地走在我前面，为了让它走得更快一点，我不停地用新折的柳条抽它的屁股。上了五斗渠的大路我就看到了他，光着上身站在路边的瓜棚前，他在盯着沙路上两匹奔驰的枣红马。
他叫黄豆，他父亲就是这么叫他的，但是红旗和栋梁叫他黄豆芽，因为他长得又瘦又小，像一棵没发育好的黄豆芽。在经过五斗渠去放牛之前，我不认识他。事实上就是现在，真正认识他的人也不多，我们只知道他们父子俩在沙路下面不远的野地里守着一片瓜地和两个鱼塘。他们是外乡人。
我是放牛时经常经过他的瓜棚才逐渐认识他的。我觉得他比我小，可他却说他和我一样大，甚至还比我大一个半月。有一天他问我，沙路上的那些车急急忙忙的都是跑向哪里的？我们才成了能说上话的朋友。
“我也不知道它们要到哪里去，”我说。“我从来没坐过车。”
过了半天他才说：“我也没坐过。”
那时候夕阳将尽，沙路上的各种笨重的车辆经过之后尘土飞扬，那些细密的沙尘像风一样缓慢地飘到他的瓜棚前，繁盛的瓜秧上和池塘里积了一层厚厚的沙土。我得走了，牛要换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吃完了往家赶。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个初夏的黄昏，我牵着牛走了老远回过头，看到他还靠在那个不知为什么会在那里的瓜棚前望着忙碌的沙路。路上尘沙朦胧，车辆往来，在黄昏即将来临的天空下不知道要开往哪里。道路要通向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他身边是阔大的野地，整个苍茫平坦的大地上似乎只剩下他一个人。
但是我们的话不多，交谈的时间也不多。他很少说话，我也不能总是呆在那片草早就被过路的牲口吃光了的地方，我要放牛。后来我们终于说到了红旗和栋梁，具体地说，是说到了他们的马。红旗和栋梁是放马的，总是骑着马经过黄豆芽的瓜棚，到乌龙河边去找草。马吃饱了他们就骑着它们在沙路上狂奔，和那些四个轮子甚至更多轮子的什么车赛跑。他们在马背上意气风发的模样让我羡慕得不得了，坐在光溜溜的马背上，右手抓紧马鬃，左手不停地甩着马鞭，嘴里大喊大叫，掉光了纽扣的衣服在风里扬起来，像电影里冲锋时的旗帜。他们的确像是在电影里冲锋。他们两人并排骑马奔跑，把车子挤到了一边。红旗说，总有开车的把头伸出窗外骂他们，但他们不理他，因为他们的马跑得比车子快。想想吧，枣红马舒展开四条劲健的长腿一路狂奔，坐在马背上该是多么巨大的快乐。
“你骑过马吗？”黄豆芽问我。
“骑过。你呢？”
“没骑过。骑在马上高兴吗？”
“当然高兴，过瘾，”我指手画脚地对他说。其实我只骑过两次，一次马走得很慢，另一次是小跑，那是在打谷场上，我用十只知了向红旗换来的。马跑起来我很紧张，抓着马鬃的手心里蓄满了手汗，两条腿如同僵直的木棍，总么也夹不住马肚子。然后栋梁说我没出息，就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马一撅屁股我就被颠下马背，掉在了一堆腐烂了的稻草上。“你没骑过马，你不知道骑在马上有多开心，威风得像大元帅。马跑得那个快呀，风经过脸上和耳边就像一只只手。真的，人就像飞起来一样。”我向黄豆芽描述的时候感觉自己四肢在发抖，似乎真的要飞起来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马背上尝到飞起来的滋味。我也没有告诉黄豆芽，我大老远跑到乌龙河边放牛，实际上就是想和红旗栋梁他们在一起，希望能找到机会骑上那两匹马，和他们一样在沙路上和汽车赛跑。之前我都是在坟地北边的松树林里放牛的。
“我也想骑马，”黄豆芽憋了半天才说话。“你能和他们说一声吗，让我也骑一次？”
“行，我让他们下次把马牵过来。”
“我想在沙路上骑，像他们那样跑起来。”
“没问题。”
答应过后我就后悔了，我拿什么给他骑？我跟在红旗和栋梁屁股后头已经好多天了，也仅仅是在马吃草的时候凑过去摸几下马毛。他们不让我骑，他们说，去骑你的水牛吧，那多安稳，做个梦都没问题。他们都让我去骑水牛了，他们说不定还会让黄豆芽骑我的水牛。
这件事弄得我每次经过瓜地时都像做贼，因为黄豆芽总是在我差不多要经过他的小屋时就坐在路边，见到我远远地就站了起来，问我红旗他们是不是已经答应了。我该怎么说呢，可把我愁坏了。开始一两天我还可以说这事还没来得及跟他们讲，接下来就不行了，我只好说已经讲过了，他们目前还没答应，只是说有机会就让他骑。事实上我根本就没和红旗和栋梁提起过。每次我凑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就做着样子说，走，我们该去和那些没用的汽车赛跑了。或者干脆更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别在这儿转悠了，去骑你的牛吧，小心马尥蹶子把你给踢死了。”
我还能说什么？有时候我都在想，算了，不去乌龙河边放牛了，回松树林里，这样就可以不经过黄豆芽的小屋了。可是我忍不住，我和他一样希望得到骑马的机会，过了后河看到那些杂乱的马蹄印我就忍不住踩着那些蹄印走，然后头脑里出现自己坐在马上奔跑的美好场面，想象路上的这些马蹄印就是我屁股底下的马留下的。我不得不跟着那些蹄印走。
黄豆芽竟然一直都没有失望，他坚持不懈地追问我事情是否有了眉目，日复一日地站在路边等着我经过。之前是盯着沙路上的车和马的影子，被我搪塞过后，还是盯着沙路上车和马的影子。他的张望的样子让我很难过。后来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经过瓜地时黄豆芽又问我答应了没有，我小心地摸着口袋里一纸包的桑葚对他说，没问题，今天一定能答应。这些桑葚是从我家屋檐后的桑树上摘下来的，很多都没熟透，母亲说熟透了才允许我摘，我还是提前把它们全摘下来了。
我把桑葚递给红旗和栋梁时，红旗说：“还想着骑马？”
“不是我骑，是黄豆。”
“黄豆？”栋梁说。“你是说看瓜地的那个黄豆芽？”
“是。他想骑马。”
他们把桑葚大把大把地塞进嘴里，酸得眉毛不住地哆嗦，我也跟着吞咽源源不断的口水。
“就一次也不行吗？”
“我再想想，”红旗说，嘴里抽着凉气。“你怎么不摘两个又甜又紫的桑葚？”
栋梁突然停住了，朝红旗挤了几下眼，对我说：“你跟黄豆芽说，我们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西瓜熟了的时候才行。还要让我们在他家的瓜地里随便吃，想吃多少吃多少。”
“对，想吃多少吃多少。”
回家经过瓜地时，我把红旗和栋梁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黄豆芽。黄豆芽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整个人显得更小了。
“我爸会打死我的，他让我看好瓜，一个都不能少。他每天都要把瓜数上一遍才能睡着觉。”
“可是他们就这么说的。”
“你让我再想想，”黄豆芽抓着脑袋说，站起来向他的小屋里走，走到门前转身对我说，“再过几天瓜就熟了，瓜一熟我就告诉你。”
接下来我总算过上了几天平安的日子，虽然我也没能骑上马，还是很开心。和黄豆芽说话再也不要提心吊胆了，他也不再提起要骑马的事，只是偶尔会问问我们小葫芦街上最近是否又放打仗的电影了，让我讲给他听。他还骑了几次我的水牛，那样子像骑马，做着想象中的威风凛凛的姿势。
瓜不可避免地熟了，我经常看到黄豆芽的父亲推着独轮车到我们街上来卖西瓜。但是黄豆芽还是没有跟我提起骑马的事。我知道他是不会忘记的，那一定是他不敢把红旗和栋梁引进他们家的瓜地了。我也不提，即使看到他站在瓜棚前寻找沙路上奔马的影子我也不打算说起骑马的事。
一天下午我骑着牛经过瓜地，黄豆芽急匆匆地从小屋里冲出来。“站住，”他冲我喊，激动得满脸通红，鼻尖和额头上缀满了汗珠。“你让他们快来，我爸卖瓜去了，昨晚他没数瓜就睡了。快，你快点。”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从牛背上跳下来，顺手把牛拴在一簇草丛边的一棵矮小的杨树上，然后撒开腿向乌龙河跑去。红旗和栋梁正躺在树阴下的草地上睡觉，两匹马低着头吃草。我把他们叫醒，让他们快去。这个结果显然也出乎红旗和栋梁的意料。
红旗说：“真的假的？”
栋梁说：“随便吃？”
我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们是骑着马跑回黄豆芽的瓜地的，我坐在栋梁的身后，紧紧地抱着他的腰，以免摔下马背。黄豆芽站在路边等我们，让红旗和栋梁吃惊的是，黄豆芽只说了一句关于瓜地的话，他说：
“摘瓜前拍一下，没熟的不要摘。”
红旗和栋梁咧着嘴笑，把缰绳交给我们俩，屁颠屁颠地跑进了瓜地。我和黄豆芽一人牵着一匹马，我的牛还拴在小杨树上，没工夫管它了。黄豆芽的手一直在抖，不时地舔着嘴唇，这是他第一次牵马。他把缰绳缠在手上，离马远远的，尽量往我这边靠。
“怎么骑？”他问我。“我不知道怎么上去了。”
我让他学我的样子，抓住马背纵身一跳，双手按在马背上再侧身上马。他学不来，个头太小，又不敢和马过于亲密，我帮他几次他还是上不去。
“再等等，”黄豆芽说，小心地用手梳理长长的马鬃。“我先牵着它走走，先走走。”
“要上沙路吗？”我问他。
“路上车太多，先走走。”
我也不敢到沙路上，担心汽车把马给惊了，那就完了。我骑在马上，黄豆芽牵着另一匹，我们走得都很谨慎。那个下午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一个慢悠悠地骑着，一个牵着，在和沙路平行的八条水大堤上来来回回地走。我们走得激动而又满足，丝毫不觉得厌烦，相互之间甚至连话也不说。那天下午的火烧云让人难以忘记，太阳还没落尽的时候火烧云就出来了，在西半天变幻出各种图案，一会儿是一群羊，一会儿是一片海浪，然后变成一群飞马，然后是房屋、庄稼地、狗，然后是两个奔跑而来的人，一边跑一边发出喊声。他们在喊着我和黄豆芽的名字。我和黄豆芽仔细看，是红旗和栋梁，他们不是在天上跑，而是在地上跑，一边跑一边叫。黄豆芽像火烧了一样突然扔掉缰绳，站成了一根树桩，脸上的肉都抖了起来。
出事了。
我们都没想到黄豆芽的父亲回来的这么早，他早早地把一车西瓜给卖掉了。回家的路上他远远地就看到了一头牛在向瓜地走，为了防止那头牛吃掉他的瓜秧，他推着车子向家跑。还好，那头牛才刚刚吃了几片西瓜叶，他踹了那头牛一脚，然后看到了瓜地里好几个四分五裂的西瓜，哪一个都没有被认真地吃过，大部分瓜瓤都鲜红地待在瓜皮上。这时候被惊动了的水牛沿着瓜地向南跑，跑进了靠东边的那个鱼塘里。黄豆芽的父亲只好去追赶那头牛，他赶到鱼塘边时，牛已经下了水。他一边喊着黄豆芽一边吆喝牛，靠一根树枝和一把青草总算把牛赶出了鱼塘，此刻的鱼塘一片浑浊。那是我的牛，它把周围的草都吃光了以后开始啃那颗小杨树，小杨树啃得差不多了时，缰绳就自己松开了。
黄豆芽的父亲收拾好了我的牛，发现儿子还没从小屋出来，就愤怒地冲进屋里。他看到了红旗和栋梁正躺在他床上呼呼大睡，他把他们拎起来，一脚一个踹出了门外。问清楚了黄豆芽的下落后，他又踹了他们一人一脚，让他们快滚。
我知道黄豆芽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我牵着牛离开瓜地的时候就听到他的叫声，他爸已经开始在打他了。我牵着牛回到家，红旗和栋梁也骑着马回来了。他们问黄豆芽怎么样了，我说还能怎么样，现在可能还在被吊起来打。红旗和栋梁有点不好意思，让我明天告诉黄豆芽，今天没能骑上马，明天接着骑，白送，一个西瓜也不要。
上了五斗渠的大路我就看到了黄豆芽，光着上身站在路边的瓜棚前，他在盯着沙路上两匹奔驰的枣红马。他听见我吆喝牛的声音，把脸从沙路那边转过来，往路边退了退，两只手放在身后。为了不让短裤碰到屁股，他一直捏着短裤往外拉。短裤上的星星块块的血迹已经变得黑红，光着的前胸和后背也有一块块青紫的淤血。黄豆芽退到了路边，低着头。
“红旗说了，你要骑马今天还可以骑，不要西瓜，”我说，看了看他的屁股我又说，“只要你想骑，什么时候都可以。”
“我不骑。”
“怕你爸打你？”
黄豆芽看了看尘土飞扬的沙路，又低下头，声音也跟着低了下去。“不是，”他说，“我不会骑。”
（《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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