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顾劼刚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83年8月

这是一本从名字到长相都极具欺骗性的书。

也是一本雷我雷得很深刻的书。

一开始以为很薄很好玩，一读发现读不懂，于是一搁就搁了几年。

直到大二的时候，才重新翻看。

越看越觉得自己无知。

真的太他妈无知了——这是我看完后的第一声长叹。

说个笑话。

当时想把书里面觉得有思想有内涵的段落摘下来。

同时把想批判想反驳的句子也抄出来。

后来发现自己干脆复印一本算了。

但是这本书就是我的，我复印什么呀。

再后来写了个读书笔记。

现在回头看这个笔记也甚浅薄。

聊附于此。

一

一九二三年，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秦汉史，自己编撰了讲义，课程虽云“秦汉史”，而实则以汉代经学思想为核心一以贯之，旁涉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学术嬗变、具体史实等等内容。两年后，该讲义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题名《汉代学术史略》。一九五四年，中华书局再版此书，顾先生年纪已大，事务繁忙，只将字句略作修订，改题《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更换题目的原因，他在《序言》中交代得很清楚，“汉代的学术方面尚有很多的辉煌的果实”，比如天文、地理、历法、水利、农桑、经济、文字、训诂等以及四次重大的学术会议，而“这本小册子里既大都没有叙及，就贸然戴上了一顶‘汉代学术史’的大帽子，实在觉得不称。”

汉代学术的中心是经学。顾先生曾经在他的《〈古史辨〉自序》里详细描述过他的知识背景。从家乡苏州的清代汉学的悠久传统，到幼年课读四书五经，到进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从自己的祖辈父辈，到康有为到崔述。他对两汉经学极其的熟悉，甚至可以说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是从两汉经学中萌生出来的，他从两汉经学的谬误中建立起自己的疑古派理论。所谓《汉代学术史略》，其实就是顾颉刚心目中的汉代经学史；通过捋清汉代的经学，得以找出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石。而其他与疑古理论建立联系不大的学术，则自然不会在顾先生关注的范围之内。

二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主要讲的是汉朝的经学，以及在经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经学本身有它自身的衍变过程，在顾先生的书里面，有一个十分突出的观点：儒生和方士的结合是造成两汉经学的主因。方士们宣扬的阴阳五行、五德始终、长生不老，对历代的君王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每个君王都希望自家的统治千秋万代，自己能够与山川同寿。儒生窥见了这一点，为了接近统治者，于是改变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开始大谈天命，把皇权神性化。而朝廷官员都从儒生中选拔，因此不少方士也读儒典，披上儒生的外衣。在这个基础上，儒生与方士渐渐融合了。经学便从中产生。方士化的儒生，或者儒生化的方士们极大地参与到朝廷礼仪、政治制度的建设中，于是有了封禅、郊祀、天人感应，有了明堂说、三统说、灾异说。

政治使儒生和方士结合从中产生经学，而经学又反过来影响到政治制度。这是顾先生这本小册子的基础。基于这一点，甚至可以敷衍出一部囊括大汉朝方方面面的政治史思想史来。但是那并不是顾颉刚先生本来的意思。按理，从秦始皇到汉景帝，是方士与儒生由分立走向融合的重要时期；汉武帝一朝，政制大兴，礼仪各备。这两点，本该大书特书，可是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却看不到。只是如实记载下了一些主要的史实而已。远不如其后的今古文之争，王莽受禅改德等内容详细。甚至不如一些貌似和政治经学无关的内容写得详细——顾先生曾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经”：“经的原义是丝线。许多简用丝线连贯起来，这叫做经；经乃是书籍的通名，并不含有后来所谓‘天经地义’的观念。”“（经书）用处不大。因为《诗经》里面的诗已不唱了；《易经》里面的占是我们不信的；《礼经》和《礼纪》中许多琐碎的礼节，看着也头痛；《春秋》中的褒贬予夺，完全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尊严，决不是现代的伦理；《尚书》里记的活动，动不动叫着上帝和祖先，我们的理智也提不起这种信仰了。这东西，实在只有一种用处，就是它的史料价值。”从起源到现实意义，彻底颠覆了“经”的权威。其实顾先生的本意已经呼之欲出了，可以用书中第十六章的标题来概括，那就是阐释“古史系统的大整理”。

顾颉刚先生研究秦汉政治与经学的相互影响，是为了证明经学的荒谬性，经书中历史的不真实性，把它们从两千多年的神坛上打落下来。简单地说，方士儒生们为了迎合皇帝天命德运的思想，大谈天道。而原有的古代典籍中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临时新写一部书出来，又不能得到承认，怎么办呢？改！对原典篡改，加入有利于自己的语句。于是古籍中的历史叙述彻底被搅乱了。书中第九章《经书的编订与增加》，第十三章《通经致用》，第十四章《今古文学的建立》非常细致地描述了经书被汉儒篡改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从而推导出他的著名的疑古派结论，上古史是层累地构建起来的。我想，这才是《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的最大的价值，才是顾先生苦心研读和思考的结晶。

三 讲义式结构的特点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篇幅精简，内容扎实。共分为二十二章，每章约千余字，至长也不出五千。章节之间没有时间甚至逻辑上的紧密联系，只是将诸多问题大致排列出来，一点一点阐述而已，体现出了临时编撰的讲义的特点。总的来说，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大概说明了在阴阳家和方士的影响下，秦汉时期若干政治制度的建立，如封禅、受命改制、郊祀等。第八章到第十八章，说明了博士与儒生的由分开到融合，并一起接受了阴阳家和方士的那一套东西，从而产生出汉代的经学，并迅速蔓延开去，深入影响到两汉的若干政治制度、历史观念。从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说明了汉代的经学如何转入谶纬，谶纬对于政治又发生了怎么样的作用。

因为本书源自授课的讲义，自然通俗易懂，没有高深的理论和复杂的概念。而顾先生本身也功底深厚，能够将复杂的问题说得简单明了，深入浅出。先秦诸子哲学，从来是一个复杂佶聱的大问题。而书中第八章《黄老之言》，数页薄纸，竟把春秋战国儒、墨、道、法诸子学说的起源，相互的影响和调和，讲得清清楚楚——当然是在顾先生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内，他认为道家晚出，老子更在战国后期——并且每家的师承有明晰的理路可循，每派的兴衰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而谈到自来对专业之外的人们生僻的概念、字眼，如谶纬、今古文之争等等，更是妙笔生花，读来让人乐不释卷。

然而金无足赤。《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作为一个早期的讲义本，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他的篇幅简短和体制简陋。篇幅简短，则许多重要的观点缺乏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顾先生常在书中笔笔确凿地直陈刘昕妄改《左传》某处某处，又《史记》汉高祖斩白蛇一事为汉人窜加，却一字不说理由等等，事例频出，便显得武断。体制简陋，则没有注释，不辨引文，一些引用的文字不知道出处，不晓得来历，可为又一遗憾。不过考虑到成书的时代和背景，那么自然不必苛求。而读《古史辨》，便可得知更多的信息。

另外，顾氏之序向来有明显的学术思想宣传的特点，《〈古史辨〉自序》可推为代表，而本书的序文也不遑多让。洋洋洒洒篇幅远较正文各章节为长，内容亦十分翔实。属于典型的学术思想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