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教育报发出的信号

异地高考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依靠人大政协？

 

晨雾 / 文

 

    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的几天之内，包括京沪广在内的共20多个省市区发布的各自不同的异地高考方案。异地高考成为新年期间最大的教育新闻。在媒体和民众的巨大争议声中，人们特别关心异地高考未来的走向。特别是异地高考方案分散到各个省市区发布之后，教育部作为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将有什么样的动作？“民主”之后要不要“集中”一下？今天（1月9日）的教育部官方报纸《中国教育报》第3版发表了一篇署名程方平的文章《异地高考“突围”不能仅靠行政力量》（本文后有原文转载）。虽然我们不能主观断定这篇文章代表了教育部的声音，但是仔细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以及作者程方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晨雾认为这不能简单等同于媒体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从文章中我们似乎看不出教育部会有什么重要的举措，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其发出的信号。

 

    这篇文章从题目到主要内容都向我们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异地高考问题教育部下一步还会继续放权，异地高考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国务院和教育部不会过多干预。

 

    文章题目中的“行政力量”主要就是指中央政府部门的行政力量。文章的第一段加黑的文字就肯定了这种“放权”是“此次异地高考探索出的有益经验”：    

 

    不过于依赖行政体系，有意识地依靠人大和政协等立法与协调机构，并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各方面研究者提供的意见，这是此次异地高考探索出的有益经验。

 

     接着，我们看到这篇并不长的文章却用了不少篇幅来宣扬这次异地高考方案推出是多么的成功：

 

     ----  经过强力推进，困难最多、阻力最大、矛盾最尖锐的京沪粤三省市终于推出了相关方案，截至目前，确立相关方案的省份已达20多个。

 

     ----  从8月底国务院下发文件到各省出台方案，异地高考推进可谓效率高、力度大。

 

     ----  先从地方探索经验，打开缺口、磨合制度，甚至规定时间表，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也使国人看到了国家在推进教育和社会改革方面不仅是有诚心、有能力，也是有思路的。

 

     ----  从这次推进异地高考的尝试来看，国务院、教育部及相关部委的决心是明确和有力的，各地方政府的响应与配合也使人们看到了希望。

 

    当然，字里行间也必须提到目前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存在的问题：

 

     ----  对各地尤其是京沪粤的方案，舆论、民众亦有相当多的批评意见。有评论称，异地高考正深陷权利公平、利益博弈和民意争诉困局之中，亟须“突围”。

 

     ----  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与过往涉及的“高考移民”性质不同。社会需求强烈、涉及问题复杂、所涉部门众多、各地差异大。

 

     ----  这些多元化的推进方案可否基本满足各类诉求、能否准确有力地落实到位、是否拥有最重要的保障环节、有否在国家层面与具体技术层面的支持与配合，不可知和不确定因素很多。

 

    作者建议的异地高考方案走出困境的“突围”方向的论证：

 

    通过列举“国务院推进的校车解决方案”和“国务院推进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两个例子，试图证明“仅从责任和实施的角度解决好一个具体的教育问题，原有的体制、思路和运作方式不改变，行政的力量和行政的复杂性很可能会转化为“体制性障碍”。”

 

    为了证明“在改革和发展中适当放权、推进地方与行业的自主创新，是增强发展活力、体现务实精神的积极探索，而这样的探索若过于倚重行政体系，则问题和风险较大”，作者拿出“2000年开始盲目并校，严重损害了农村医务教育体系，致使到2012年国务院叫停并校”的负面例子。

 

     然后作者给出的“值得肯定”的建议正是这次京沪广探索异地高考方案所采取的办法：“在这次推进异地高考的探索中，尤其是京沪粤等压力大、矛盾突出的地区，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与改革的复杂性，有意识地依靠地方人大和政协等立法与协调机构，并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各方面研究者提供的参考意见，试图在国务院提出的原则精神指导下解决好区域内的相关问题。”

 

    目前推出的方案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解决：

 

    就是要明确各地推出的这些方案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是过渡性政策、模糊的原则精神，还是具有权威效力的法律，其效果会有天壤之别。

 

    晨雾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有几点感受：

 

    1。“异地高考方案”这个“球”自2012年8月国务院转发四部委《通知》发出之后被教育部踢出之后，已经被各省市区地方政府接住。不会再“踢”回来了。虽然有呼声建议异地高考需要中央出面，需要顶层设计。

 

    2。也正因为教育部不希望这个“球”再回来，所以对各地包括京沪广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倍加赞赏。---- 你们干得好，大方向没错，就照这样继续干下去。

 

    3。教育部不仅自己放权，同时希望地方政府也放权。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与改革的复杂性的地方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要有意识地依靠地方人大和政协等立法与协调机构。

 

    4。下一步各地需要做的：明确推出的方案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是过渡性政策、模糊的原则精神，还是具有权威效力的法律？

 

    因此，不要指望教育部在2013年的异地高考问题上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他们认为2012年在异地高考问题上的效率足够高，力度也足够大。异地高考问题对一些考生和家长，特别是随迁子女家长规划孩子的未来非常重要。希望能够准确把握未来形势。

 

    以上观点纯属晨雾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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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9日《中国教育报》署名文章： 

异地高考“突围”不能仅靠行政力量

 

晨雾 / 转贴

  

　　不过于依赖行政体系，有意识地依靠人大和政协等立法与协调机构，并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各方面研究者提供的意见，这是此次异地高考探索出的有益经验。

 

　　近来最受关注的教育新闻仍是异地高考。经过强力推进，困难最多、阻力最大、矛盾最尖锐的京沪粤三省市终于推出了相关方案，截至目前，确立相关方案的省份已达20多个。

 

　　从8月底国务院下发文件到各省出台方案，异地高考推进可谓效率高、力度大。即便如此，对各地尤其是京沪粤的方案，舆论、民众亦有相当多的批评意见。有评论称，异地高考正深陷权利公平、利益博弈和民意争诉困局之中，亟须“突围”。

 

　　很明显，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与过往涉及的“高考移民”性质不同。社会需求强烈、涉及问题复杂、所涉部门众多、各地差异大，因此，先从地方探索经验，打开缺口、磨合制度，甚至规定时间表，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也使国人看到了国家在推进教育和社会改革方面不仅是有诚心、有能力，也是有思路的。

 

　　教育改革发展推进至今，人们的突出感觉是，许多问题的解决都不是行业管理部门一家可以独立完成的。如国务院推进的校车解决方案牵涉到教育、交通、公安、社区等多个部门；国务院推进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涉及教育部等15个部门，涉及食品安全保障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学校食堂管理、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和应急事件处理等关键环节。可见，仅从责任和实施的角度解决好一个具体的教育问题，原有的体制、思路和运作方式不改变，行政的力量和行政的复杂性很可能会转化为“体制性障碍”。因而，要关注和协调社会方方面面的权益、诉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认真反思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改革状况，而不是像“救火队”那样被动地受具体问题的左右和制约。

 

　　仅从这次推进异地高考的尝试来看，国务院、教育部及相关部委的决心是明确和有力的，各地方政府的响应与配合也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是，这些多元化的推进方案可否基本满足各类诉求、能否准确有力地落实到位、是否拥有最重要的保障环节、有否在国家层面与具体技术层面的支持与配合，不可知和不确定因素很多。

 

　　根据中国的实际，在改革和发展中适当放权、推进地方与行业的自主创新，是增强发展活力、体现务实精神的积极探索，而这样的探索若过于倚重行政体系，则问题和风险较大。如从2000年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不经过充分论证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盲目并校会引发严重问题，但一些地区的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却将并校视为“政绩”和“创新”大力推进，致使到2012年国务院叫停并校时，农村的义务教育体系已经受到了损害。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恢复和重建基层乡村学校，不仅要耗费资金，也要耗费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大大影响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提高质量的发展进程。

 

　　值得肯定的是，在这次推进异地高考的探索中，尤其是京沪粤等压力大、矛盾突出的地区，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与改革的复杂性，有意识地依靠地方人大和政协等立法与协调机构，并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各方面研究者提供的参考意见，试图在国务院提出的原则精神指导下解决好区域内的相关问题。而要真正达到这一理想状态，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要明确各地推出的这些方案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是过渡性政策、模糊的原则精神，还是具有权威效力的法律，其效果会有天壤之别。

 

中国当今和未来的教育改革，需要调整和理清思路，使所有相关者都知道有法可依。

 

（程方平）

 

    《中国教育报》 2013年1月9日第3版

 

信息来源：2013-01-09 《中国教育报》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3-01/09/content_85996.htm

 

 

附：作者程方平简介：

 

    程方平，男，1956年生，北京人。职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1988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75年参加工作，1981年进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其间于1985-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余时间在教育史研究室、教育情报室、高等教育中心、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工作。1999年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2002年被选为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资料源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567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