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特权”如何形成？

晨雾 / 转帖

提要：“高考洼地”是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这与1990年以后，国家教育权下放，地方政府参与建设高校有关。199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对高校逐步实行“中央与省两级管理、分级负责为主”的管理体制。

 　　最近，关于高考公平性的讨论很热，矛头直指北京、上海等的“高考特权”。比如，有人举例说：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数据：2010年安徽每1357名中有一人可以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而上海每4467人才有一人能考上，前者是后者的3.3倍。很明显，名牌大学招生时对所在地有很大的倾斜，指责北大、复旦的“地方化”，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在对高考公平性的集体吐槽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说法，不利于公众看清真问题所在，更不利于凝聚共识、妥善解决问题。一些意见领袖，难免脱离现实，书生意气，从柏拉图谈到罗尔斯，从理念谈到理念。有的专家甚至连起码的“功课”也不做，在某一档电视节目中，某经济学家义正辞严地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特殊人群有特殊照顾的招生制度”。殊不知美国著名的平权运动，就是在招生中对有色人种实施倾斜照顾，因为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政策，造成黑人孩子的学习条件差，形成“起点不公”，所以在招生中保留黑人的专门名额。不过，这也造成了新问题：白人孩子成绩比黑人好，却因为自己是白人不被名校录取，形成逆向歧视(reversed discrimination);而且，有研究称，这个政策没能帮到真正的贫苦黑人，反而是黑人中产阶级占了便宜。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公平和正义的维度是很丰富的，在不同国家需要应对不同的社会矛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唯一的正义标准。

首先，当然要承认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中国的城乡二元、地区差异，造成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这是必须改变的。但扭转不公平，不等于一步到位实施抹杀地方财政投入差异的“全国统一录取”。

　“高考洼地”是怎么形成?有学者选取了京、津、沪，以及浙江、江苏等总10省市做了研究，发现：1978年，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仅低于上海、江苏，排第三位;1988年，北京市的文科分数线退居第六，理科线退居第七;到了199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开始处于垫底位置。

　　也就是说，“高考洼地”是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这与1990年以后，国家教育权下放，地方政府参与建设高校有关。199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对高校逐步实行“中央与省两级管理、分级负责为主”的管理体制。

　　这也可解读为中央政府“逃避财政责任”，向省级政府转嫁了高等教育负担。1994 年 2001 年间，中央部委属高校的总经费年均增长16.86%，中央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由84.80%下降至 57.65%。截至2004 年 6 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 1683 所，地方政府所有的院校有1358所，占 92.4%。

　　地方财政不仅掌握了占大学总数九成的地方院校，还成为国立大学的“金主”。“211 工程”与“985 工程”使得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共同建设大学的做法，即所谓“省部共建”，地方政府给予国立大学资金、税收、土地等一系列支持。一般说，中央给大学多少钱，地方就给予多少的配套资金，也有比例更高的，截至2001 年，教育部与广东省给中山大学投入的 12 亿元共建经费中，广东占了9 亿元。

　　“吃人家嘴软”，地方投入的越多，当地得到的招生名额也就越多。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 27%，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占40%，武汉大学在湖北的占 50%……各地都在使用地方财政，争夺名校招生资源。这不是北京、上海的特例。所以，本文开头处对北京的吐槽，就五十步笑一百步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也得到教育部门的认可：这些重点大学要“更多考虑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当然要大幅度的扩大”。

　　但是，国立大学招生的“地方化”，严重危害了教育公平;也不利于名校的长期发展。在一片谴责声中，2006年，教育部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一律不得再提高;超过 30%的也应逐步回调至 30%以内。但中央-地方分羹大学资源的格局，已然形成。

以上就是当今国立大学倾斜属地，上海、北京等形成“高考洼地”的原因。教育公平背后，还是一个地方财政投入分享的问题。在承认城乡二元、地区差异不公平的大前提下，也要承认不同地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不同的。既然是“分灶烧饭”，全国“统一就餐”就是无法实现的事。所以呢，大家盯着北京、上海碗里的肉，抱怨“不公平”的同时，也要问问贵省每年高等教育投入有多少?有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果不尊重地方的财政投入，势必形成公地悲剧，没有地方政府愿意投资高等教育。

　　有人提出：国立大学不用地方的钱，就能解决公平性问题。且不说，现在大学里九成是地方院校，光堵住国立大学，对高考分数线(特别是二三本线、专科性)的影响有多大；且不说，目前地方投资大学的土地等资源，中央财政能否赎买得起；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倒退思维，是违背帕雷托最优的，部属大学不拿地方的钱，势必导致教育资源的恶化。原先，还是能否进北大的问题，如果真的不拿地方的钱了，可能变成能否进本科的问题了。这些残酷的现实，远没有公平正义的词藻吸引人。

　　至于有人提出人才流通、晋材楚用，地方政府的眼界不要太小;新移民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也应折算到异地高考政策中……那就是更高层次的问题了。

　　总之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立足中国的现实。在认可整体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大前提下，也需尊重分享地方财政投入的公平性，谁都不愿“花钱买炮仗给别人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正义;地区平衡，扶助落后，也是一种正义;分灶吃饭，多烧多吃，也是一种正义。这是“平行真理”。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城乡平权的过程中，类似的矛盾还会有很多，关键要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渐进有序变革，而不是采取激进手段，实现简单的全国统一录取。回顾一下中国的百年历史，不难明白，有多少以公平为初衷的激进运动，是以悲剧或闹剧结尾的。这是我们应该共同避免的。

信息来源：2012-06-05 《中国新闻周刊》 评论中心 >> 第一时评 >> 正文

http://viewpoint.inewsweek.cn/commentary/commentary-2710.html

晨雾点评：

   本文中有一处这样说：

    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倒退思维，是违背帕雷托最优的，部属大学不拿地方的钱，势必导致教育资源的恶化。

    这里提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帕雷托最优。您不懂，晨雾也不是太熟悉。感谢伟大的互联网，什么不懂的东西都能从网上查到。我们从百度百科中能够查出很多与“帕累托最优”有关的丰富内容，晨雾只将其中与我们最相关的部分摘抄如下：

名词解释：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这个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的，他在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这下可以大致理解了。根据晨雾理解作者的意思： 本文作者认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考特权”的形成原因是中央不能给部属大学投入足够的资金，地方给这些部属大学投入了较多的资金。一方面使得这些部属高校的教育资源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换取了这些大学在当地更多的招生名额。由此造成了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招名额比其他省份多很多的不公平现象。解决的一个办法是这些部属不再拿地方的钱，也不能多得招生计划。平均分配部属大学的高招计划。导致这些部属大学的教育资源恶化，能给出的招生计划减少。产生的结果是不仅北京上海获得的招生计划减少，其他省份获得的招生计划也比原来更少。这个改变是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而这个变化是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份的高招计划处境都比以前变得更坏。这就是本文作者批评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倒退思维。是违背帕雷托最优的。

   这让我们想起一个故事：富人住瓦房，穷人住草房，穷人感到不公平，但是还能接受。有一天富人对穷人说，你只要跟我干，我保证你也能住上瓦房。穷人很高兴。跟着富人奋斗几年后，穷人果然住上了比富人还好的大瓦房，但是他发现富人已经拥有一座大楼了。更不公平了。但是这个变化符合“帕累托最优”。如果是另外一种变化，富人带着穷人去赌博输掉了瓦房，不得不与穷人合住草房。这样虽然很公平，但是不符合“帕累托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