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卖血维持生活的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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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卖血维持生活的小学校长
“我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哪怕卖血也要把学校维持下去”
晨雾 /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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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贵州省贵定县,潘德江站在岩脚寨小学门口等待拍照,他有点局促不安。他穿着10块钱买来的解放鞋,挽着裤腿,旧衬衫上有汗渍和污垢。
“我穷成这样,都不像个老师,还是别拍了……”潘德江说。
他是这所小学的校长。
另一名老师潘德禄建议把学校的五星红旗拿出来,以使他们更像教师。于是,这所学校仅有的两名老师一左一右展开旗帜。
烈阳下旗帜鲜红如血。
数日前,两名老师刚刚去血浆站“供浆”,各得款170元。当地人直呼供浆为“卖血”,这应是他们数年卖血生涯的最后一次。
7月31日之后,血浆站将关闭。
随着血浆站关闭,潘德江可能再度出去打工。 “我现在一念之间,决定学校存亡。”
学历最高的人
高中读了半年的潘德江,迄今为止还保持着寨子里的最高学历
39岁的潘德江迄今为止还是岩脚寨学历最高的人。
岩脚寨因地处一堵巨岩之下而得名。现在寨子合并到森山村,成为一个自然村(大队)。
队长潘德洲介绍,这个苗族寨子建于明朝,迄今400多年了。全寨人都姓潘。
岩脚小学则建于民国年间,迄今也快百年。但小学从没来过一位“正规”教师。
“太偏僻了,报酬也低,正规老师都不愿意来。”潘德江说。
古寨过去没出过秀才,现在也没出过一个大学生。
潘德江读了半年高中,成绩好但交不起一学期175元的学费,1990年辍学回家,成了岩脚小学的代课教师。从此保持着最高学历。
教到1995年,工资最高涨到每月80元。“当时年轻,心花。”潘德江去广东打工了。
在广东打工6年。潘德江说有家工厂准备把他招为正式工。但他是独子,父母年纪大了,按照苗寨传统,他得回到父母身边尽孝。
潘德江2001年回到岩脚寨,继续当代课教师。工资依旧是每月80元。
这一年,第四个孩子出生。潘德江说,生完两个孩子后,老婆唐淑芳结扎了,手术没做好,后来超生了老三。2001年他又去结扎,还是手术失败,生了老四。
乡政府不管“手术意外”,罚款7000元。
此时,寨子里已经有几十个人去龙里县“卖血”。按照国家《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采浆实行区域管理,不得跨区采。岩脚寨划在龙里县。
唐淑芳也跟着大家去。
“当老师亏本。”潘德江说,到2009年,他多年打工的积蓄用光了,4个孩子也陆续上学。他也跟着老婆去卖血。
第一次卖血,在县城碰到高中同学和老师。“他们有的当老板了,有的在县政府当干部。”潘德江硬着脖子说,“来卖血”。
师友们都连忙说“好的,好的,没什么”。大家很热情,请他吃饭。
“当年我成绩比他们好,现在混到卖血,我知道其实他们心里是看不起的。”从此去卖血,潘德江小心躲避熟人。
“为了这个民族卖血”
潘德江说,孩子们多读点书,有了文化才敢到外面去竞争,这样这个民族(海蚌苗)才有地位
潘德江是寨子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
每天早上5点半,他起床去山上割草,背回家喂饱牛马后,8点上课。下午4点半放学后,再下地干活。
潘家6口人,3亩水田。前些年寨子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一些人家的水田丢着不种,潘德江“捡”了3亩。夫妻俩种了6亩田。
2008年开始,潘德江的工资涨到280元,但半年发一次。
妻子唐淑芳算了一笔账,家里稻米只够口粮和牛马猪的饲料。苗寨人情礼往花销重。四个孩子三个读初中,一个小学,生活费和交通费加起来每月要500元。
潘德江和妻子每月去卖血两次,除去80元路费,可得600元。他说这笔钱维持了目前4个孩子读书。他的工资则主要维持家庭基本开支。
潘德江说他也曾想过再出去打工。早些年他学会了泥瓦工手艺,每天可挣100多元。但如果他离开,学校就要垮掉。
岩脚寨苗人是苗族中一个叫“海蚌苗”的分支,使用的也是一种独特苗语。
岩脚小学现在开设一到三年级,60多个学生全是本寨苗族子弟。潘德江说,这些孩子从小说苗语,不懂汉话。他在外打工时,低年级孩子曾直接送到山外中心小学读书,因听不懂汉话,成绩全部垫底。只好一直留级,到了6年级都已十五六岁,纷纷辍学。“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年没有孩子把书读出去的原因”。
他和潘德禄从一年级开始教孩子们拼音和本地汉话方言,二年级开始教普通话,到三年级能掌握基本汉字。然后再送到山外去读书。“起码保证了我们的孩子在一个起跑线上”。
“我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哪怕卖血也要把学校维持下去。”7月26日,潘德江哽咽了。
“我去县城卖血,坐在公交车上,外面人嫌我们卖血的脏,随意呵斥我们起来。我们不敢说一个不字。因为我们没有读书,没有本事。别人看不起。只有我们的孩子多读点书,有了文化才敢到外面去竞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地位”。
最早的“卖血”人家
潘德宽是寨子里最早的卖血人家。
潘德宽的父亲潘祖历说,他父亲兄弟多,分到他家时,只有1亩多一点水田,7分坡地。全家5口人,依赖这点土地不够温饱。到现在粮食还不够吃,每年春荒还需要买米。
十多年前,卖血在寨子里还是件耻辱的事。但潘德宽和妻子杨大妹还是去了龙里血浆站卖血。
潘祖历说,潘德宽没文化而且“反应有点慢”,没法出去打工。
潘德洲说,一开始,“穷得卖血”是嘲笑人最厉害的一句话。但潘德宽夫妻靠着卖血,供两个孩子已读到初中。
慢慢的,大家发现潘德宽夫妻身体也没出现什么毛病,于是越来越多的村民跟着卖血。
现在每“供浆”一次(600毫升)可得报酬170元。去龙里县来回路费20元,净得150元。按照采浆管理办法,每14天采一次。夫妻两人每月可得600元。
“往年我们这里没有卖血,如果遇到家人生病或者有紧急用钱,唯一的办法就是扛一袋米去卖。但每个家庭如果卖米超过100斤,一年的口粮就危险了。”潘德洲说。
一次供浆相当于节省了100多斤米,在寨民眼里,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岩脚小学教师潘德禄和妻子也是寨子最早的卖血者之一。
2001年,潘德禄开始卖血。其间他出了次车祸,体重下降到不足100斤。按采浆管理条例,他失去了卖血资格。妻子杨延兰又接着去卖血。
休养了两年,身体刚恢复到100斤,潘德禄又接着卖血。
7月26日,身高1米53的潘德禄挥着铁锤在烈阳下砸石头。他要盖房。目前他家住着全寨最破烂的房子,一座半面依着山坡搭的小棚户。
去年,大女儿潘秀娟辍学去浙江一座袜子厂打工。潘德禄劝女儿读书,17岁的女儿说,“家里穷成这个样子,我出去挣钱帮你盖房”。
女儿去年拿回了1万多元。潘德禄想用这笔钱把地基先搭起来。
听说血浆站将关闭,潘德禄有点不愿相信。他说如果不能卖血了,老大寄回来的钱就得用来供她弟弟妹妹读书,“我的房子建不起来了”。
“血寨”的未来
15岁的潘承金有更大的梦想,他希望能成为寨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7月25日,潘承武从龙里血浆站走出来,一只胳膊蜷起来。这是供浆员的“招牌动作”,抽完血的胳膊需要压迫血管。
刚刚抽完600毫升血浆,潘承武一刻没休息。他一言不发,蜷着胳膊,挎着一只老布袋子穿越龙里县城,赶乘回家的车。
在这座县城,人们对这种蜷着胳膊的山民,称呼为“苗族卖血的”。
25岁的潘承武没心思理会异样的目光。
他是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路上,他花3元买了一碗米粉吃了。又花了4元买了点西红柿,带回家给妻子做蛋汤。刨去路费,还剩143元。
再给儿子买一罐奶粉、一包纸尿布,钱就花干净了。
潘承武是寨子里最年轻的卖血者。这是他第四次卖血。
5月份,儿子得了场感冒,家里一点积蓄耗尽了。在邻居介绍下,他跟着去卖血。
1998年,初中读了半年的潘承武和寨子里大部分少年一样辍学。回家帮父亲干了4年农活后,2002年到宁波打工。
今年21岁的妻子是打工时认识的。他们没领结婚证,没办酒席,就住到了一起,生了孩子。
这在过去是无法容忍的。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父亲潘德科结婚,花光350元积蓄办了场隆重的婚礼。
“那时不结婚不能住在一起。”潘德科说。
潘承武说,现在寨子里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都这样,“感情好就行”。
外面世界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渗透进这个深山小寨。小两口现在给儿子用的是纸尿布,为了省钱,他们把尿湿的纸尿布晒干再用。
“卖血这点钱能救急,但是肯定富不了。等明年孩子稍微大一点了,放在家里父母带。我们还要出去打工。”潘承武说。
他希望打工存钱,将来让儿子多读点书。
对于搬出苗寨,他依旧不敢奢望,“在外打工十多年的还是回来了。外面的房子靠打工一辈子也买不起”。
15岁的潘承金则有更大的梦想。
他今年读初二,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写一手好字,刚拿了学校书法比赛一等奖。
他的父母也是卖血者。潘承金曾一度相信“读书无用”。但寨子里和他年纪相仿的伙伴打工后,带回来的不是花花世界,而是电话里诉说苦和累。
潘承金开始发奋学习。
“我们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读书怎么都有用。”他说。他希望能成为寨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他的小本子上写着:“寒冰不能断流水,枯木也会再逢春。”
校长潘德江感到欣慰,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从岩脚小学送出去的孩子,有好几个在当地的中心小学和乡里初中,成绩都名列前茅。
新京报记者 杨万国 贵州报道
摄影/新京报记者 杨万国
信息来源:2011-08-08 《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8/08/content_262467.htm?div=0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8/08/content_262469.htm?div=-1
晨雾2011年8月13日后记:
gdhaha
新京报记者的报道有失事实,岩脚寨小学是由政府出资兴办的一个教学点,该点的一切费用是由政府承担,并无校长,潘德江为该点聘用的一名代课老师,他的去留可能会间接能影响学校的教学活动,谈不上决定学校的生死存亡。造成潘得江生活贫困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本人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生下4个孩子,并不是因为“手术意外”,潘得江卖血就是他本人增加家庭收入的一种途径,并非是维持学校、更不是为了学生为了民族而卖血,我们在同情广大代课老师的同时,也要保持一种理性的眼光区分看待此问题,新京报记者为了名利,故意失实报道,严重违反了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博主(晨雾)回复: 2011-08-13
17:15:08
这位朋友,感谢您提出不同观点。
您能否进一步说明您的信息来源?
2011年8月13日新京报又发表了一篇后续报道《“血寨”的未来》,原文照登如下:
记者手记:
“血寨”的未来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
8月8日,报道《最后的血寨》刊发后,贵定县政府当天就派出县教育局常务副局长王平赶到岩脚寨小学,找到“卖血校长”潘德江了解情况。这几乎是百年岩脚寨小学接待的最大的领导了。
遗憾的是,贵定县教育局了解情况后,不得不承认“卖血校长”的存在,却认为潘德江是为了自己家庭卖血,不是为了学校生存卖血。
对于潘德江校长卖血与维持学校生存之间的逻辑关系,报道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偏僻闭塞的岩脚寨,外面没有老师肯来教书,本寨也没有几个初中毕业生,高一肄业的潘德江多年来保持岩脚寨最高学历记录,岩脚小学能依赖的只有他和另外一位初中毕业的代课老师潘德禄了。他们280元的月薪半年发一次,仅依靠这点报酬难以维持自己一家老小生存,而两位老师如果外出打工,学校就得关闭。因此,他们只能依赖卖血报酬维持家庭生计,进而维持学校不关门。
卖血校长的事迹见报后,许多富有爱心的读者给本报热线打电话,或者通过微博联系潘德江校长,积极捐款。据我了解,短短两天捐款已有2万多元。来自上海的热心读者王女士自己在朋友圈子就募捐到16000多元。她不仅打算要解两位卖血老师的燃眉之急,还打算长期组织募捐,有计划的帮扶岩脚寨的师生,并希望培养出这个寨子第一个大学生。
与民间社会的积极热情相比,贵定县政府及其专责教育的县教育局,除了质疑报道“有些失实”,要卖血校长“不要乱说”外,目前尚没有动静。
贵州“卖血校长”引发关注更大的政策背景,是该省突然关闭了8成血浆站。该省希望砍掉“卖血大省”的帽子后,走“工业强省”之路。采血浆、抑或“卖血”并不可耻。和献血一样,它更多是一种救死扶伤的奉献行为。世界通行,甚至发达国家做得更好。
岩脚寨里那些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农民其实很清醒,“卖血肯定不能致富,不是长久办法”。只不过因为他们太贫穷了,需要这点卖血钱解决一些诸如生病买药的燃眉之急。
但这些居于高山峡谷的农民,人多地少,土里刨食仅够维持温饱。他们的致富之路在何处?
“致富?”潘德江给的答案是,惟有教育。在与他的交流中,潘德江说,苗民并不期望多么富裕。他们住在深山里也不可能由政府出钱整体一下子搬出来,许多人更习惯山里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仅仅希望下一代能获得公平教育的权利,有机会受到多一点的教育,可以学到技术,这样即使出去打工,也可以从事一些更体面的工作。这样,老年人依旧守在山里,年轻人慢慢走出深山,他们就可以因此体面而有条不紊地参与到整个国家的文明开放过程中。
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卖血和校长这两个词碰到一起,更加衬托他的答案的悲壮。
□杨万国(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信息来源:2011-08-13《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8/13/content_264205.htm?div=-1
http://www.guiding.gov.cn/show.php?contentid=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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