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员
□丁永勋 (资深评论员，供职于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刘采萍 (《燕赵都市报》评论员)□周东飞 (《潇湘晨报》评论员)□李 妍   (《重庆日报》评论员)
城市“病”了人也伤痛
    刘采萍：本周《人民日报》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城市病“的报道，罗列了许多我们一直在忍耐的现象，比如没完没了的堵车，牢笼一般的居住环境，还有人人忧心的公共安全事件等。其实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已经熟悉到了几乎可以熟视无睹的程度，也一直拿一个观点安慰自己——— 这就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必经的阶段。
    但是，这篇报道一个让人意外的观点是：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城市病问题，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严重；在人家不少大城市已告别城市病的时候，国内一些二三线城市在“病症“的表现上，竟然超越了北上广几个特大城市。三位如何看待这个论断？
    周东飞：“城市病“这东西，前面已经有教训了，按说最好是能够避免前车之覆；可是咱们还得来这么一遭，甚至比先前的城市病得更为严重。
    比如我生活的这个城市，还远远算不上超大城市呢，可是一早一晚拥堵不堪。还有“下雨就看海”啊这些毛病，一个也不少……
    李妍：从我自身体会来说，城市病最大的问题，一是交通拥堵，二是居住地与上班地距离过远，每天都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路上，疲惫不堪。有一次九点要培训，我六点半出门，足足在路上堵了近三个小时，最后迟到了。后来我吸取教训，上下班高峰坚决不坐公交车，改坐地铁，但地铁人流量也大，有一次在换乘站足足等了六趟车，才被人推上车！
    丁永勋：地铁的挤，敢跟首都比吗？尤其是高峰时期的一号线，用我一个同事的话说，挤点累点等一会儿还能忍受，关键坐一趟地铁，让人特别没有尊严。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燕郊那30万人每天的遭遇，相关报道我想大家都看过了，父母给子女排队等公交，简直是见者伤心、闻者流泪。
    刘采萍：看来每个人说起在城市生活的艰难，都有一肚子吐槽的话，可是我们都还奔着城市而来，这不就是说，病的不是城市，而是我们自己吗？
    丁永勋：我不同意采萍的说法。人口向城市迁徙是趋势，也符合人的发展理性。中国农村那么多农业剩余人口，如果不转移到城市去，最多也就温饱而已，很难有继续发展的潜力，何况优质资源和就业机会都在向城市集中。
    刘采萍：那我换个说法，不是说人有病才向城市迁徙，而是，当“城市病”如此严重，在这样城市生活的我们，会不会也跟着变得越来越“有病”？就像前面说的，什么都要挤，什么都要抢，在面对许多事物时，心里要先放一种“挤”和“抢”的念头——— 奋斗变得与理想无关，而成为一种竞争本能。
    周东飞：所以特别累，特别没有安全感，特别没有幸福感。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根本停不下来。
    像我这样的，从农村读书到小城市，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一路都教育自己“要努力奋斗”。结果，生活就被置换成了奋斗。套用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话说，当有一天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一生中的分分秒秒都在努力奋斗；不为别的，只为要买房子、交物业费、买车子、加汽油、送孩子上培训班……这一生就如此度过了。
    如此回首往事，我会惭愧万分。
    李妍：今天中午我到一个特别火爆的饭馆吃饭，来的人都要排队——— 严格说，也不是真排队，就是等在正在吃饭的人背后，等人家一抹嘴，屁股刚离开板凳，你立马一屁股坐下去……真的是在抢座位，而不是排座位。我就想到了我们的城市，城市就像这个资源特别紧缺、饭菜特别紧俏、人又特别多的饭馆，你别看它样子不怎么样，可是抢的人却可以完全不顾形象、不讲文明。
    再打一个比方：我上班坐一趟人不太多的地铁，乘客都规规矩矩排队等车；可坐了几次另一条特别火爆的线，感受完全不一样；在那条线路坐车，拼的是谁能抢能推，乘务员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勉强维持秩序。是这两条线路的人素质不同吗？其实坐车的人根本就是一样的。但在不同的线路，人们的秩序表现完全不一样。或许，正是因为资源紧缺，才让人们习惯性地去争去抢，而一旦资源富余了，文明又回来了。资源永远紧缺的城市，正在让向往文明的人们，变得病态起来。
“城市化”需要新思路
    刘采萍：七日评正在变成吐槽大会……
    丁永勋：而且这才只说了交通，还没说“看海”，还有空气污染、住房紧张、生活压力大、资源匮乏呢。
    刘采萍：那么不得不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我们向往美好却落得满身疲惫，这么多病症，是如何形成的？
    周东飞：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既然呆在城里不好，那么我们何不归去？就像陶渊明一样，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可惜，我们不是陶渊明。在今天，每一个抵达城市的人，几乎都是没有归路的人。陶渊明回去，田产房产俱在，你我呢？你我归去，恐怕只会成为流民。今日的城市，是各种资源集中的洼地，所以城市虽有“病”，但对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健康的选择。
    丁永勋：城市病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会出现的现象。我们这个国家正处在城镇化飞速发展时期，每天都有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人落脚城市，这个进程太快是客观实际，所以和城市的承载能力产生了巨大矛盾。
    不过，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是否还要重复一遍？这却是可以反思的。
    李妍：我认为人的需求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城市病的一个因素。
    另一个方面，其实和政府部门的规划管理有极大的关联。
    中国城市建设普遍都存在摊大饼的现象。所谓摊大饼，就是城市建设围绕一个商业、政治、文化核心，不断地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张。这种扩张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工作点和居住点的分离。这必然增大人们的出行需求，导致交通压力倍增。
    事实上，这种摊大饼式扩张的背后，也有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冲动，城市无节制地向外扩大，向更远的地方扩张。也正是因为土地财政、GDP等因素，许多并不适合城市发展的污染产业，也被引进到城市核心，加大了环境风险。所以，城市病不能只怪人多、城大，政府也要想想自己的问题。
    刘采萍：本来我们城市化较晚，应该有所谓“后发优势”，怎么反而“病”得有过之无不及了呢？究其原因，是规划无序，还是经验太少？
    丁永勋：我同意《人民日报》的判断，人口太多并不一定导致城市病。相反，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有研究证明，城市生活更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因为城市缩短了交通距离，增加了科技共享的机会。
    现在城市病加剧的原因，是大量人口快速涌入城市，但与之相适应的城市规划、发展定位、公共服务等都没有跟上。管理水平有问题，发展观也有问题。很多城市，甚至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也只想要迁入者的劳动力，却不想给他们提供生活和安家的条件。
    周东飞：我们的城市发展思路的确有问题。大多还是生产型的城市，而不是生活化的城市。城市喜欢强调，什么什么产业最强大，而不是相反，比较一下是不是最适合生活。在规划等方面，我们犯了单极化的毛病，这恐怕还是计划经济和权力独断的结果。
    比方说，商业区，每个城市都喜欢搞“中心商业区”，恨不能把所有商家都集中到这里来经营，然后宣称“我们建成了亚洲最大的中心商业区”……这看上去很风光，很耀眼，可恰恰是这种耀眼的政绩，可能引发了拥堵。医院和学校也是如此思维——— 不是多点都强，而是一家或数家独大。这种独大不是市场和居民的选择，而是权力资源倾斜的结果。
    所以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采取多极化的思维，不要再鼓励发展大城市，考虑考虑城市群，考虑考虑中小城镇，一个城市之内发展多个商业中心，多个教育医疗服务中心，让城市也扁平发展一下。
    刘采萍：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垂直城市”的规划理念，一个大的楼宇群，楼上居住，中间是商圈、服务加餐饮，底层是地铁和公交，足不出户就可以生活……听起来有点像我们抛弃的那种模式。
    李妍：你的意思是有点像中国过去那种“前院上班，后院住家”的生活模式吧？
    好处显而易见，工作、生活效率高，避免了无谓流动造成的交通压力。其实现在这种模式又开始流行了，比如重庆一些区县正在发展这种集约式的楼宇工业。
    丁永勋：新加坡地方太小，这样是没办法。我觉得倒没必要这么搞。美国的办法我觉得也不太适合中国大部分地区，住在郊区别墅，每天开车上下班，那样资源消耗不起。
    我们说科学规划，也要警惕那种长官意志和专家自负的规划主义。很多城市病，其实也是规划出来的。
    周东飞：“NOZUONODIE(网络流行语，意思为”不作就不会死“——— 编者注)”，也可以说，不“作”，就没有城市病。
    丁永勋：其实宜居的城市是长期自然形成的，科学规划当然很有必要，但要尊重市民选择和生活需要。
    我觉得治疗城市病的中国出路在于，地区均衡发展，就近城镇化。
    大城市也要多中心发展，明确功能定位，资源均衡分布。最简单的做法，把高校、医院搬到郊区或者河北去一些。如果这短期内不现实，至少新投入的教育、医疗资金不要再给他们了，不能再用公共财政的钱养巨无霸，为不均衡发展添砖加瓦。
治“城市病”，打“持久战”还要防“传染”
    刘采萍：最近正在看一本书，《洛杉矶雾霾启示录》。我是石家庄人嘛，众所周知石家庄的空气污染已居国内前列，而洛杉矶曾是著名的“烟雾之都”，其治理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历史已经有60余年。我想看看它的经历，以对照我们可能面对的情况。
    但是这本书让我相当地害怕和沮丧。在洛杉矶承认和面对雾霾危害之时，没有人想到这场战争要打60多年那么久；而且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乐观地认为，可以完全地改变这种污染状况——— 但是，即使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洛杉矶的污染仍高居美国各大城市之首。
    这会不会是我们要面对的未来？我们的城市病，还可不可能治愈？
    周东飞：城市有病，不能单治城市，或者说不能单“补”城市。
    就像刚才永勋说的，城市有病，治病却应当着眼农村；大城市有病，补药应该吃给中小城市。资源分布均衡了，城市规划合理了，人口的聚集自然不再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
    刘采萍：可是现在小城市也疯狂着呢。
    周东飞：这我也有感受。过年回老家，窄窄的马路边上全是汽车，建的住宅也特别紧凑，不考虑采光。这样建设出来的城市，没有大城市的命，却有大城市的病。
    所以，如何建设城市真的是一门学问，一种良心活儿。学着大城市，最终又是一种群体性失败。
    丁永勋：同感啊，我老家县城的堵车，已经超越北京了。骑自行车接孩子上幼儿园，回到家做好饭，开车的还在路上堵着呢，其实总共也就两三公里的路。
    刘采萍：无论大城市小城市，甚至生活在乡下，是不是现在的我们，很多想法也变得非常一样——— 在“城市化”的生活来临之前，是不是我们自己头脑里，就先有了“城市病”？
    周东飞：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城市病，其实乡村也病着呢。好多“病”，是城乡一体病，比如说霾吧，市民呼吸，村民一样得呼吸。
    李妍：采萍你刚才说到了城市空气污染，现在很多地方的治理方式都是产业搬迁，把污染产业从城市核心搬到郊外，效果到底怎么样呢，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让企业主动降污，花钱耗力搞环保，自主提高科技含量减少污染，肯定不容易。因此，政府监管这块必须要做到位，该罚的、该禁的，也必须管到位。我今年参加重庆市两会，听到这样一件事：一般来说，燃煤发电厂的污染是很大的，这种发电厂都有环保设备降低污染排放，但有些电厂的环保设备，白天开动，到了晚上，政府没人监管了，就把环保设备关掉，因为可以节约成本。
    周东飞：指望企业良心，不如指望监管给力；指望监管给力，就得要上面的考核指挥棒彻底扭转方向。试试“官员升迁”考核一下他的城市宜居程度———当然，考核不能是假考核……
    丁永勋：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在搞分区域发展考核了，比如生态保护限制开发区，考核不看GDP，只考核生态保护情况，这个如果真能落实，说不定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