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一位在上海打拼了5年，做到一家互联网公司经理职位的小伙，在回到家乡城市乌鲁木齐的机关后，对于“是否该逃离北上广”话题写出长文回应。《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载该文后，又被转发近4万次。一时间，逃离还是死磕北上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观察员
□周东飞  (《潇湘晨报》评论员)□丁永勋   (资深评论员，供职于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刘采萍 (《燕赵都市报》报评论员)□李 妍   (《重庆日报》评论员)

“逃”还是“留”，选哪个？
    刘采萍：近年来，“逃离北上广”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一批批特大城市的“暂住者”，因为不堪高房价、快节奏、喘不过气来的生活压力，回到家乡或者去了三四线城市寻找新的生活。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已难适应“小城市”，现在又开始掀起一股“逃回北上广”的风潮。两股流动力量，最近甚至展开一场要不要“死磕北上广”的争论。
    丁永勋：我在北京，就个人所见，身边的人，还没有看到已经在大城市落脚，然后逃回老家或二三线城市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春去春又回”，有多大代表性……
    刘采萍：我记得淘宝用规模庞大的用户资料做过一个统计，得出了“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人口目前依旧呈正向流入趋势”的结论。不过，2013年与2012年相比，流入人口的增幅正在收窄，其中以北京为最——— 2013年北京新增迁移人口比2012年少了三分之二。
    李妍：我来说个真正的“逃离北上广”，又“回到北上广”的故事。
    我有个好朋友，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进外企不痛不痒地过了两年，生活也凑合，但总没有扎根的感觉。后来她在北京读书的老公研究生毕业了，两个人商量了半天，选择了回重庆生活——— 毕竟家在这里，家人朋友在这里，而且房价物价便宜，生活节奏没有北京、上海快。
    但是，回来待了两年，一是工资太低，买了房、还了贷，所剩无几；二是机会太少，很难找到与专业匹配的工作。后来，男方实在无法忍受，又跑到上海去找了个工作，年薪30万。女方在重庆发展得还行，虽然公司可以安排她去上海，但她很犹豫。于是俩人就这么一直两地分居。这个朋友对我感叹，机会和职位都在上海，可是家和依靠还是在重庆，一直这么纠结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刘采萍：石家庄离北京近，读完书往北京流动的人特别多。在北京“漂”过几年又回来的，有几种情况：一是家里要求独生子女回到父母身边；二是压力大，竞争激烈，带着北京的工作经历回来求职，起点和发展空间可能好一点；三是买房、孩子教育等问题。
    丁永勋：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家里在地方有背景或关系，能安排个不错的位置，或者继承产业。网友总结说：愿意回流的，往往都是在故乡城市，家里有点“资源”，能拼得起背景、人脉的。
    周东飞：说得太对了。我是从小城市出来的，所以太了解小城市了。所谓回去的人，一般都是投靠体制的怀抱，吃财政饭。如果真是在企业，那个落差是受不了的。吃财政饭，虽然和大城市比起来算不上显眼，但是公务员待遇要长远看，再加上消费不太高，所以也还是一个值得留恋的窝儿。但这些职位都十分有限，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回去恐怕难寻这样的职位了。
选大还是选小，为什么？
    刘采萍：离乡又返乡，年轻人到底在折腾啥？当初奔着北上广，到底奔什么？又为了什么，黯然逃离？现在大家都在说奋斗者的两难选择，两难到底难在哪里？
    丁永勋：作家毛利曾发表观点说，大城市更平等，更能包容多元，有更多机会可以按你的方式活着，不会受到熟人社会的人情和道德压迫。
    而另一面，比如我，很多时候倒真有逃离的想法。北京房价太高、雾霾太重、上班堵车，我到昆明和南宁出差，差点就不想走了。现在通讯发达，很多城市知识环境上的差距，是可以弥补的。北京资源是丰富，但我们能经常用到、享受到的，有多少呢？
    周东飞：我觉得“走”和“回”，就是一个围城效应。外面的想进来，里面的想出去。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往往只看到北京的坏处，所以要逃离。但是逃离之后，会想到北京的好。由此说北京是好是坏，肯定不全面。
    年轻人所厌弃的“大城市病”，不但包括自然性质的，也包括人为性质的。前者好理解，就是堵车、雾霾、房价等。后者，则牵涉到土著人口对外来者的歧视，不仅仅是言语态度，更表现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
    这些问题都是明显存在的，逃离者一点也不矫情，他们的逃离有过硬的理由。但是，回到家乡就发现，北上广还有值得返回的一面——— 经济体量大，就业机会多；现代化程度高；法治意识更为普及，萝卜招聘之类的发生率低；文化活动普及……这也是真实的。
    李妍：东飞说的围城心理是一方面，客观存在的发展机会、公共资源、人文环境不均衡，也是一方面。但我觉得，即便是两难，人也该有个定性，应该有独立判断和抉择的勇气。
    丁永勋：我觉得大部分人和我差不多，只是这样憧憬，要真正变成行动，还需要下很大的决心。真到了其他地方，也许有更多不适应。我们只是在围城里，这山望着那山高。
    可是所谓“逃离”，也有主动、被动之分，有狼狈逃回，也有早已安排妥当的衣锦还乡。
    刘采萍：逃离北上广这事，说不定还真是一种误导和误解。当初，一些精英厌倦了特大城市的种种毛病，逃到丽江、大理这些地方，结果那些居之不易、苦苦挣扎的北漂们，逃回去才知道饭碗都不好找，只好又灰溜溜回来挣房租。
    周东飞：我觉得，在这一来一回中，应当澄清一种“对错论”，就是原来人们的逃离，是北上广错了；而现在有人回来，就证明北上广对了。
    甚至在年轻人喜欢北上广的理由中，也不全是真正的好东西。比方说，北京这些大都市资源丰富。北京的资源为什么会比其他所有地方都丰富？还不是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时代，还是一个权力配置资源的时代。权力的中心在哪里，哪里就必然成为资源富集地。如果这种不正常的聚集能分散开来，中小城市也能尝尝资源丰富的好处，或许逃离的孩子就不用急着返回了。
理性还是盲目，该问谁？
    刘采萍：我国的人口流动与政策调节有很大关系。那么“逆流”是不是和北京等大城市，对外来人口变得不那么“友好”也有点关系？看上去，是人们在选择城市，可是在另一种角度下，也许是城市给每个人都定了“价”，然后安排上不同的发展列车。
    李妍：大城市是优质资源的天然占有者。它从社会上取得的多，就理应付出更多，所谓多取多予，这样权利与责任才对等。可现在的大城市并不是这样，不仅权责没法对等，还额外设置了不少排斥外来人口的制度屏障，比如户籍、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依然存在内外有别，这很大程度没法给人带来安定感。
    周东飞：所以，“定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也是社会格局的问题。
    如果没有忘记历史的话，应该记得一个词叫“城乡二元化”，还有一个词叫“剪刀差”。农村和边远地区牺牲了自我利益，最终成就了一个个大都市。今天说这些，不是让大都市还账——— 那也不现实，但是，获得了资源和福利的城市人，往往希望把“土围子”垒得越高越好。
    这就是所谓的公共汽车效应——— 上来的人是不会想起自己上车时的不容易，他更倾向于赶紧关门开车，甚至会把挤在门口的人往外推，目的就是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不能继续让这种不平等现状继续扩大，必须改变权力分配资源的老毛病。不能让权力集中的地方，也成为一切优质资源集中的地方。均衡发展，是时候了。北京烦恼人口太多，可是单单出台一些限制人口的措施管用吗？不可能的。那些有为青年，为什么抛弃家乡围堵、死磕一个地方，因为这里是畸形的权力与资源的场域。
    刘采萍：其实大家一股劲往城市、大城市钻的劲头，也不见得都是心甘情愿。跟“农村人越来越少，农民都要进城”的逻辑相似，有的老乡就认为，不止挣钱多少有差别，还有个问题是“小地方”已经没法住了。连女人生孩子都很危险，过去的接生婆没有了，没有医院怎么办？孩子没法上学，像样的学校都“集中”了；还有小地方的路啊、天然气啊，什么公共设施都没人管……大家只好朝公共设施好的地区聚集。
    这种聚集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于是就沿着乡镇-县城-省城-特大城市-北上广的路子，一路走下去了，几乎想不起来思考居住地与自我生命价值的真正联系。
    丁永勋：人口流动是个人选择，相比之前的户籍禁锢，流动是好事。政府不宜随意干预人口流动。
    但人口流动的方向，可以反映社会格局和存在的问题。农村想进城，小城市想进大城市，北京郊区的还想进核心城区。这就造成所谓城市病。北京已提出要限制城市规模，不能再六环、七环发展下去，但要实现控制，不能靠设围墙，可以通过规划调整和资源分配，来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比如北京有这么多好大学和医院，能不能搬到河北、河南一些，或者把新增资源多分给这些欠发达地区？
纠结还是淡定，看自己
    刘采萍：在网友评论里，我读到一句特别感性的，“任何带有青春特质的灵魂，都没法不迷恋超级大都市，它所具有的丰富、包容、新奇、魔幻、创造力，至少会有一种构成致命的诱惑。”但是，我想，人不可能始终停留于青春陶醉之中，而必须在生活阅历的增长之上，做出最符合内心需求的选择。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
    李妍：大城市的好处，很多时候并不是城市制度和公共服务所提供的，而是因为这里聚集了资源，资源具备的优势发挥了出来。比如，聚集了大量人才，让企业迸发活力，从而形成一种积极、有效、舒适的工作环境。
    所以现在大城市改革，既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又要充分向那些资源要素学习，用更自由开放的姿态，为人们提供公平、全面的公共服务，改善居住、交通、环境等问题，打破“土围子”。
    丁永勋：而小城市则应该发展自己的特色，在生活便利、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一点闲适甚至田园色彩。让类型、规模不同的城市，具备独特的吸引力。
    现在一些地方豪车遍地却环境糟糕，尘土飞扬，连个路也没有。乡村的沦陷，也是一种城镇化的歧途。农村都在窥探和羡慕城市，进城上楼就是城市化。这导致出身农村的人，也不把故乡当成自己的根，只是逢年过节衣锦还乡的过客。
    周东飞：不过你们可别忘了，生活和挣钱，目前还是分开的。如果说为了生活，比如养老，把中小城市建设得优美一点，档次提高一点，还是有用的。但问题在于，年轻人扎堆北上广根本就不是为了养老，而是要谋生、挣钱。田园风光就不太具有吸引力吧。
    李妍：所以对一些二线城市，比如重庆，我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度的提高，机会也会逐渐增加，这对年轻人来说是好事。毕竟，北上广也就那么三个城市，未来的出路只能在二三线城市展开。为了让更多的人真正回乡安居，我认为还必须充分改善城市的产业结构，让更多高端产业入驻，给高层次人才施展的机会。
    而对于三四线城市，吸引人才除了引进更多企业，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必须改善那种拼爹、拼关系的生态。这个问题不解决，没钱、没背景的人才永远没机会。而没有人才，小城市也很难有根本的发展。
    周东飞：我坚持“核心问题还是谋生”。能谋生的地方才是心安之地，在解决了谋生之后，才是舒适之类的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逃离北上广之后又返回，因为他们发现，回到家乡无法吃上饭。当然这里“吃不上饭”是一种广义的说法。改革都是要配套的，不是某一项改革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对于权力格局从宏观到微观进行重新审视和安排，这是必要的。宏观上，要调整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包括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微观上说，地方权力不能一手遮天，那百姓子弟就只好背井离乡了。
    丁永勋：另外，对于农村和小城市，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基础资源分配更均衡，养老社保水平差不多，然后各地又有各自的特色产业和经济样式。当地人有条件就地就业，能找到安身立命的生计，哪怕挣钱比在大城市少一些，很多人也可能愿意留下。
    刘采萍：最后想强调一点，也不要太紧张于这种流动的反复。也许，这正是一种多样、灵敏和弹性的恢复呢。当人们追求面包的时候，就到最容易获得面包的地方去；当自觉心灵荒芜的时候，就回到安静的地方休养生息；以前，我们可能信奉“一城一生”，把很多选择看得过于沉重，而现在，正是自由的微风刚刚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