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老人的新闻近日又成了媒体聚焦的热点。在江苏，大妈们为了晚上跳舞，占据小区空地，在此停留的车辆都被贴上纸条；在吉林，一位82岁的老人因为公交车没进站点让他多走了路，竟把司机骂晕了过去；在汕头，两名高三学生扶起了骑电动车摔倒的老人，反而被老人诬陷讹诈，报警后才获清白……有网络媒体将之集纳为专题并炮制一话题——中国的老人是不是“变坏”了？

观察员
□周东飞  (《潇湘晨报》评论员)□陈 方  (《燕赵都市报》评论员)□李妍  (《重庆日报》评论员)
□马想斌  (《华商报》评论员)
不同场景里不同的老人
    马想斌：这两天媒体报道的“西安老人跟姑娘抢座位，坐姑娘腿上”，其实是个假新闻。当时第一眼看过去，就觉得记者太不负责了，只根据微博写稿子，不靠谱。但我要说的是，这种事还真发生过。
    之前在成都陪同事出去采访，有老人和姑娘抢座位，坐在了姑娘腿上，后来闹到派出所，经警察调解才解决。
    还有一次，我采访完回报社写稿，等了半个小时，等来一辆公交车，人挤得满满的。我从后门往上挤，前脚刚踏上车，后面有人生拉硬拽把我拉了下来。回头一看，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老太太来了一句，年轻人还跟我们挤公交车吗？我说，您老能挤上去吗？看了半天，觉得她也挤得好辛苦，我说，我打车，要是顺路拉您一程。结果老太太边挤车边说，你是不是因为没挤上车，想骗我下来。
    李妍：我经常乘坐公交，这一点，我的观感和想斌不一样。乘坐公交，的确有一部分人不会给老人让座，但是老人强迫年轻人让座的，我还真没见过。有些老人甚至会婉拒年轻人的让座，说过几个站就到了。至少我看到的一些场景中，年轻人尊重善待老人，老年人也体谅年轻人的，还真不少。
    但广场舞事件我却另有一番感受。我有位邻居，三天两头就在小区QQ群里吐槽，说有一群老太太每天都在她楼下跳舞，吵得她和家里的小孩日夜不能安生，但是跟老太太们交涉多次，无果。最后她家里人只有用斧头把楼下的插座砸烂了。砸烂之后，这群老太太又把它修复了，然后广场舞继续。
    两种不同的场景，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老人，我就在想，这究竟是老人的问题，还是我们秩序规则出了问题？
    周东飞：我也说说我的生活感受吧。我住一个老小区，没地下车库，所以稍微有点空地，早被车给占了。大妈们因此也就没机会在小区里一展舞姿。
    但是，离小区远点的地方有一个广场，广场上有两伙跳舞的，那音乐就有点竞争的意思了，让人听了觉得吵闹。住在附近的人，应该很有意见吧？
    我也没在公交上看到过让座的纠纷，倒是年轻人给老人让座是很常见的事情。如果一个老人上来，没人让座，我会觉得挺尴尬的。

“老人变坏”成功营销了冷冻的新闻
    李妍：看来，从我们自己亲身感受看，我们遇到的老人并没“变坏”啊。
    陈方：偶发的事叫个案，普遍发生了就是现象。但别忘了媒体有个特长，就是喜欢“合并同类项”，而且善于捕捉某一个时段内爆发的同类新闻。最近这一系列老人的负面新闻，汕头、江苏、吉林，从南到北都囊括了。这种情况自然会引发舆论惊呼：哎呀，中国的老人这是怎么了？
    这次，老人的负面新闻为何会火起来？东飞和我商量选题时，东飞说可以做这个“现象”啊，我当时都觉得没意思，不就是普通的社会新闻吗。可东飞说，有家网络媒体概括的核心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当老人和“坏人”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我的兴奋点一下子就来了。可以说，这一轮对老人关注的热情空前高涨，绝对和“坏人”这个词有关系。我感觉，正是因为有网媒提炼了“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这样的疑问，一下子把我们冷冻起来的社会新闻，成功地营销了出去。
    李妍：同意陈方的看法。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有关老人的极端个案，但这毕竟很难代表一个群体的特征。不过，新闻媒体追求所谓新闻传播性、新闻爆点的特点也决定了，能被媒体报道的，大多是一些典型个案。但我认为，即便是作为普遍现象的广场舞问题，依然跟老人这个群体的道德素质关系不大，根本还是整个社会如何建立规则与秩序的问题。
    周东飞：我的看法跟大家一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是马太效应。在舆论传播中也有类似的效应，什么热点热，它就更加容易引起关注，同类事件就更加容易被报道出来。
    西安的那起公交车让座纠纷的新闻，你们说是假新闻。考察一下它的出炉过程，可能不难发现，它是被之前的类似新闻所“激发”出来的。也许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但是媒体的兴奋点不在这个上面，它们也就没能成为新闻。

显化的老人问题与“坏”无关
    马想斌：三位说的都没错，但我想，这些“个案”真的就不能连成一线吗？这也未必。老龄化社会到来，与老人有关的新闻自然而然就“显化”了。“老人变坏”，根据我们上面的观察，总结得有点严重了，但一种现象，老人被社会所吐槽，也是存在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问问，为什么？有网媒说了，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老实说，初见这个观点，让我觉得耳目一新，各位怎么看？
    陈方：说实话，看到“老人变坏”时我还明白是什么意思，但看到后半句“坏人变老”，我一下子懵了。这里的“坏人”到底指的谁？是那些跟年轻人抢座的老人？还是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我没反应过来。难道在一些舆论眼里，这些存在问题的老人，他们年轻时的行为规则和习惯，和现在是一样的，只是年轻时各种陋习凸显不厉害，年纪大了，和周围有公共意识的青年一代相比，他们变糟了？
    李妍：老人变坏，应该说的是老人随着时代发展，染上了社会的坏习气；坏人变老，说的是这个群体在过去就不遵章守纪，等年纪大了毛病就更加凸显。可是这两点，我都不能同意，因为这两点指向的都是老人这一群体的道德问题，而非具体特殊个例。无论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其实都是在给老人这个群体贴道德败坏的标签，这是典型的偏见。
    陈方：我不是特别赞成什么事情都要找社会原因的这种方法论。比如，我们动不动就要反思社会亏欠个人的。但是，具体在老人形象这个问题的探讨上，有一点我还是认同的——— 什么样的环境影响什么样的修为。
    比如我爸我妈，以前赶火车，他们一定早早出发，到了火车站离火车进站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可他们生怕赶不上趟。后来我分析，这里面有个人性格因素，是不是也有和时代背景相关的因素呢？我妈是1952年出生的，我爸是1949年出生，他们这一代人好像“怕”惯了，生怕被丢掉，所以凡事都要往前赶。
    他们都是工人，经历过国企改革，经历过待岗，下岗。矫情一点说，他们算是成长匮乏的一代。物欲匮乏，精神匮乏，所以，修为上也可能匮乏。比如，排队，他们总喜欢排到前边，生怕排在后面就没机会了。
    周东飞：“坏人变老”，这个观点之所以让我觉得新鲜，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方法论有点惊异。我们分析“老人变坏”这个话题，一般会想到老人和年轻人的不同，是在一个切面上考虑问题。但是，“坏人变老”则是从纵向深度上来考虑问题，说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现在成了老人，“那个时代”的种种印迹也都带到了今天。这是一种新鲜的解释问题的方式。但这种解释是否合理和科学？那倒未必。
    一个小小的例子，就算有的老人会在公交车上抢座，但他们一般不会在银行插队。为什么？因为银行服务引入了叫号机制，不用你排队，它给每个人按照先后到来的顺序排了号，只有叫到你，你才能办理相关业务。有形的队伍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插队？

被权威化了的优越感滋生为老不尊
    马想斌：这一代老人身上，当然会有很多时代印记，但这远远不是一个“坏人变老”就能概括的。我同样也觉得，我们不必否认有“老人不尊”的现象存在，这里面的因缘到底是什么呢？
    陈方：简单说，有些老人为老不尊，是因为有“优越感”吧———我岁数在这摆着呢，你们年轻人必须尊重我。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也是做人的基本伦理道德，有这个标准在这儿放着，一些为老不尊的老人就会有种天然的优越感。只是他们忘了，如果自己“不尊”，别人又如何尊重你呢？
    马想斌：延伸一下陈方说的老年人的优越感问题。老人的优越感还来自于，权威。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没有发生彻底改变的社会里，在一定程度上，年长就意味着是权威。但令人担心的是，个别的为老不尊，经媒体报道后，以一种现象呈现给社会后，会不会影响整个老年社会呢？
    周东飞：我简单地陈述一下自己的看法：老人的“不尊”现象，我个人觉得是三个层次因素叠加的结果。
    第一个层次，是有些老人内心残存的错误理念。就像大家上面分析的那样，觉得自己年纪大就天然有理，有道德的优势等等。第二个层次，是一般这种冲突都发生在合适的心理场景中。比方说，广场大妈之所以显得强势，是因为她们“抱团取暖”，自认为人多力量大；公交老人教训年轻人，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第三个层次，是不健全的社会机制放任了这种结果。比如，广场上的纠纷，其实只要有第三方及时参与进来调解，一般不会闹到要动刀动枪的地步。

“中国式代际批评”不是好习惯
    李妍：不管怎么样，给老人贴“坏人”标签还是很不应该的。其实，我总觉得，这次面对老人群体的贴标签行动，只是众多歧视和误解之一。比方说，我们前几年不也曾对所谓80后90后的表现痛心疾首吗？
    陈方：因为贴上了“坏老人”的标签，对老人形象问题的关注，舆论释放了更多的热情，这是好事。但是，“坏老人”这个标签，还是让人感觉脊背发凉。你想啊，我们都会老，等我们老了，下一代人称呼我们“坏老人”，我们是什么感觉？
    还有一点，刚才李妍也提到了，在中国一代人喜欢评价另一代人。当年70后80后被上一代人评说，各种各样的标签都有。那时候70后80后还没有话语权，现在反过来了，70后80后们都成为了社会中坚，他们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当年拥有话语权的群体逐渐老去，被评说过的这一代人，又开始去评判曾经评判过他们的那一代人。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之所以“坏老人”能产生一定影响力，这和话语权的博弈还是很有关系的。
    李妍：远离偏见，首先就要远离贴标签；远离偏见，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把问题推给一个群体，随便把标签和问题贴到一个群体身上，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也会进一步加剧不同人群之间的分歧分裂与对立。
    周东飞：我们聊天的这天是11月21日，也是世界问候日。问候的本意，就是对话、沟通、了解、宽容。
    老年人和年轻人，原本应当相互体恤，共同面对风雨，共同分享生活的温馨。但是，我们常看到的却是不同人群之间的攻讦与污名。当年轻人成为事实上的强势人群时，我们尤其应警惕自己的话语权力。我们熟悉网络，所以能在网络上作出“老人变坏，坏人变人”的惊人之论，但老人们几乎无还手之力。
    马想斌：老人群体的道德状况如何，不应以几个极端事件来作为评判标准，要真正地了解和掌握这个群体的所思所想，然后才能作出判断。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急忙去指责，去批判，那只能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发泄。所以，不要轻易下结论，给被批评者尊严，也是给自己尊严。
“敬老”始于善意建设而非冷血批评
    陈方：批评，或者去评判别人，这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往往忽视批评的资格问题，总是强调批评的权利。年轻人当然有批评老年人的权利，但是，在批评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反躬自省一下？如果我们老了，我们会不会做得比他们好？或者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他们才变成了我们眼中所谓的“坏老人”？
    李妍：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容易达成共识，批评者总认为自己有理，而拒绝去倾听被批评者的说道。所以这导致了人们越来越喜欢简单地给别人扣帽子，而拒绝去倾听、沟通、融合与和解。
    还说广场舞，老人早睡早起，年轻人晚睡晚起，导致他们在广场舞事件中似乎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这个看似因生活习惯不同导致的矛盾，只需要建立一条规则底线，就可以解决掉，广州现在不是已经规定对公园噪音四限了吗？跳舞可以，但不能扰民，这应该是社会公共秩序建立的规则底线。把这些规则条款划好，不同人群即便习惯、认知各不相同，也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马想斌：同意。如果有人给老年人让座，老年人是否还会跟女孩抢座以至于坐在女孩腿上？如果小区给老年人提供较宽敞的活动空间，或市政部门多建一些公园，多留一些空地，老年人是否还愿意在小区里跳舞，吵醒正在睡觉的孩子？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规则，需要共识，当然更需要道德，但规则与共识的建立，不是简单批评就能完成的。
    所以，我更希望，人们在换位思考之后，在批评个案之后，做一个建设者。
    周东飞：要解决问题，有一个规则补课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落实现有规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