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

     “楼市有风险，离婚需谨慎。”今年上半年，上海、青岛陆续在婚姻登记处贴出了这样的告示。在南京，因为房子限购、孩子上学等种种问题，不少夫妻也遭遇离婚困境。为了应对汹涌而来的离婚潮，南京主城办理婚姻登记业务量最大的鼓楼区婚姻登记处，遇到人多时，不得不临时启用离婚“限号”措施，即排队预约领号牌，当天的号全都发放完毕，超出的第二天再来排。（7月8日《现代快报》）

      开车限号，那是因为路上的汽车实在太多了；离婚也限号，那是因为离婚的人也实在太多了。市场经济与政策激起婚姻生活如此大的涟漪，既是因为“利益最大化”的观念早已单刀直入嵌进人心，很多人不惜牺牲伦理、道德，也要获取左右盘算的利益；也是因为公共政策仍然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如果制度实施没有最大程度地释放制度红利，激发人们的道德与善，反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让人们想出离婚的损招，这本身就需要警醒。

      或许正是为了弥补婚姻选择中的道德瑕疵，南京民政部门才祭出了离婚“限号”政策。他们承认，“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如果是结婚，他们就算是加班到夜里12点，也会让新人满意。但离婚不行，公然说为买房离婚的更不行。之所以限号，是为了让这些要假离婚的夫妻多点时间再想一想，假戏真做后果可能很严重。

     这么说起来，“离婚限号”似乎也不乏道德善意。这让人想到武汉市武昌区婚姻登记中心登记员的熊玲，多年来，熊玲一直以“打印机坏了”、“网络故障”为借口，用谎言拒绝或拖延人们的离婚申请，据称这一招至少让500对夫妇取消了离婚申请。她因此获得最美“红娘”的金奖。

     比起那些动不动举起道德大棒，要“打击假离婚”的做法，类似用谎言拖延离婚，离婚限号之类的做法，似乎显得分外良苦用心。它留出等待期，让人们重新审视与思考自己的婚姻，并期冀人们以此找到情感的微光。

不过坦白说，恪尽职守，提供本职范围内良好的公共服务是对政府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离婚的人太多，民政机构应该做的，是调动足够的人手，提供良好的服务，减少为结（离）婚办手续的人们的奔波之苦，该调解就调解，该劝和就劝和，实在劝不了的，也应充分尊重别人离婚的自由。如果仅仅因为认为离婚潜藏利益问题而要给人限号，那么那些为房为钱结婚的人，是不是也该被限？在离婚限号这个问题上，如何甄别哪些是真离婚哪些是假离婚？一刀切的限号，把假离婚倒是限住了，那些真离婚的人会不会也因此被堵在路上？现在离婚是限号，以后会不会演变成离婚摇号？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离婚，不管是否真离婚，婚姻自由都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果仅仅因为认为婚姻中掺杂有利益驱动，存在道德瑕疵，就试图通过“限号”等方式，减小人们离婚的几率，不仅与公共部门的职责背离，其实际操作效果也存疑。要知道，在设置了离婚等候期的西方国家，离婚率或单身率均远远高于中国。因政策激发出的婚姻价值困境，还需要重建制度本身去消解，民政部门不能越俎代庖，特别不能以重建道德为由，限制公民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