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撰

相煎何太急

2013年的春天，与往年并无别样，生命复苏，万物生长，一派生机勃勃。

生机的背后，却暗藏杀机。波士顿，随着一声惊天炸响，正在热烈进行中的马拉松赛戛然而止：运动员失去了前一刻依旧强健的双腿，小男孩马丁.理查德还没踏上他自己的马拉松赛道，便永远地失去了机会。

没有谁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想伤害马拉松选手和观众？马拉松爱好者一直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群体。就在终点线上的恐怖发生后，大量冲过终点线的选手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跑进附近医院，为受伤者献血，另一些选手则全力协助救援现场伤者。8岁小男孩马丁.理查德是3名死者之一，他生前留下的一句话是：“No more hurting people peace.”（不要再互相伤害，要和平）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善意的群体，却遭遇了形同9.11的恐怖，人们不禁要问那些爆炸的制造者：同在一个地球，人类相煎何太急？

论者和静钧就此分析：“不难推断，袭击者所谋求的，就是社会对其袭击的最大关注。社会越是对恐怖袭击显示不堪一击，或越是恐慌与消沉，或越是造成社会意见或族群分裂，就越切中恐怖主义者的终极目的，越会鼓舞恐怖分子。”

对于暴力，愤怒属于人类自然的情感，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理性的光辉。轻言报复没有意义，那正是恐怖主义者最想得到的东西。事实上，回应暴力恐怖，波士顿人已做出了榜样，那就是，不是四散狂奔，而是立定回头，伸出双手。仁由己出，路在脚下。

同样让人唏嘘于“相煎何太急”的，还有复旦大学投毒案。4月16日，微博论坛上的烛光也为另一个逝去的生命点燃——复旦大学医科在读研究生黄洋。黄洋被投毒，让很多人想起钱理群老先生说过的那句话：“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论者姜泓冰对此就发出了复旦投毒案的痛与惑：“如果真要从黄洋的不幸个案中检讨中国教育到底缺失了什么，那大概不是什么专业性的‘关注学生心理’，而是在更大范围内的人文教育的荒芜与缺失。”

尽管针对人们蜂拥谈论作案动机的现象，一些人不赞同对此轻巧解读，认为“在做出评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事实，否则，一些批评和指责将缺少依据”。僭越司法程序，对投毒“嫌疑人”以立场先行的理念，去拼凑“铁定有杀人的持久动机”之逻辑。这和通过“突审”、让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岂不是一个路数？

话虽如此，但高校接二连三的血腥悲剧，却不得不让人警醒：4月17日，南京航空航天学院两名同宿舍同学，因为口角产生冲突，其中一方将另一方刺死；江苏张家港一高校也在当日发生了一起血案……

暴力不断，戾气横飞，让人不禁怀想起作家房龙写下的那首《宽容》：“既然我们举目仰望着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下，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能使人找到答案，我们为什么还总要彼此为敌呢？ ”

收费何太急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又到旅行的季节。马上要到五一小长假了，闹得沸沸扬扬的凤凰古城收费，正好撞到了公众对“门票经济”无名恼火的枪口上。

从4月10日起，凤凰古城将原来免费的古城景区和南华山神凤景区合二为一“捆绑销售”，对游客收取148元的门票。此举不只让很多游客感到恼火，古城的商户也纷纷歇业表达抗议。为何抗议？有以下依据为证：自门票新政实施以来，凤凰游客锐减，众多商户表示，往年这个时候，凤凰古城生意火爆，如今每天的收入都不到往年同期的一半，即使客房降价4倍也无人问津。

广泛的质疑却丝毫没有动摇凤凰县政府的收费决心。论者连海平就直称：“凤凰官员有湘人之骁勇，大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势。”从“很多人不是在乎门票多少”、“错就错在一开始没收费”到“居民和游客理念还没转变”、“凤凰县绝大多数人是赞成和拥护收费”，当地主动回应的态度倒还是可以，但是回应内容总让人感觉“天雷滚滚”。

认为民众理念没转变，言下之意，无非是说民众眼光短浅，不愿改变现状，看不到收费政策对古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好处，从中不难看出当地政府对民意质疑的不屑，以及自视“高屋建瓴”的良好感觉。但目前游客骤减的现实，却恰好成为这种说法的反证。一项未能得到民意广泛支持的政策，如何证明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其背后折射的，又是怎样一种施政理念？

　《晶报》以一篇“古城官员日记”，袒露官员心迹：有人说，古城是“老天爷”和“老祖宗”的恩赐，不能沦为牟利工具——这是典型的书生之见！放眼望去，现在哪个地方不是把“老天爷”和“老祖宗”的东西攥在自己手里圈老百姓的钱？不这样搞，GDP怎么上得去？不这样搞，怎么完得成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不这样搞，政绩从哪里来？不这样搞，小金库怎么充实？

日记内容虽然纯属虚构，但所透感想不无真实。否则，为了那三五斗的门票费，家住湖南凤凰古城景区内的黄田，12日带女友回家见父母，怎么就被挡在了凤凰古城西门检票口？这是凤凰古城收费最荒诞的一面。谁家没有外地的亲戚朋友，哪个商家又没有外地的客户，但凤凰古城收费却非要这些正常的人际交往、商贸活动留下“买路财”。

真可谓“本是凤凰生，收费何太急”？

过马路何太急

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个段子风靡微博界，很多人都转了，表示深以为然。

有关冲红灯的成因，从心理病灶到集体无意识、再到法不责众等诸多生存小智慧，亦正亦邪的闯红灯爱好者，已被解构得七零八落。素质论当然是老调调，为了把公众的素质捡起来，从北京到南京，交警都把这种行为当成违法来整治。

有整治，就有闯线者。比如，一位大妈面对交警要求绕行的劝导，淡定回复道：“人生能有多少个几百米！”被网友惊叹为“一代哲学大妈”。没几天，又有一位五旬大妈闯红灯后，面对交警一语惊人：“我都闯了几十年红灯了，要你管！”

　　论者朱少华称：“这两位大妈在‘中国式过马路’的队伍里，也算是‘资深队员’了。说出的话不仅有哲理，振振有词，更算得上‘经验之谈’。前者道出了闯红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者则道出了闯红灯的‘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我们中国人之所以练成了‘中国式过马路’的习性，这两位大妈的言辞很具代表性和普遍性。”

岂止在过马路这件事上，中国人练就了闯红灯的惯性，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近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谈及干部心态和作风时就说，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对。

什么是干部队伍中的“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原本有章可循的工作流程，会被各类有影响力的人物习惯性打乱；原本明令禁止的公款吃喝，会因领导干部的带头破坏而被群体效仿；原本遵纪守法的党员干部，会在不正之风面前选择随波逐流或同流合污。

正如“中国式过马路”中先是几个人互相模仿试探，最后一帮人理直气壮违规过马路一样，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出现的腐败“窝案”也正是源于此种心理。

“中国式过马路”说白了，就是一种典型的“破窗效应”——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当众人一起违规“过马路”时，大家违规的心理负担就被降到最低：大家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呢？

真希望什么时候，面对那盏红灯，中国人都能像一起违规过马路那样，也一起守规等红灯。人生的确没有多少个几百米，可人生一旦违规，过去也就不过几十秒。过马路，等红灯，何必太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