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时间向度向前追溯93年，又到追忆一年“五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重拾青年精神，回味那个时代的幽暗与光亮，找寻那些曾经热血、激情、饱含理想与民族焦虑之情的年轻面庞，总是别有意味。不过，对如今这个时代的青年来说，“五四”的要义早已随时间的荡涤渐行渐远，而他们特有的生活、社会与心理背景，似乎也已让“五四”的理想与浪漫主义精神面目模糊。

     一切诚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高度务实化的社会，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以做“成功者”、“人上人”为目标与动力的“伪精英”。这恐怕不仅是钱老的观感，更是不少年轻人对自我要求的准则。“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像工具化的人，具有高智商，一流的知识与能力，却唯独缺乏信仰、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如果非要说他们有什么信仰的话，恐怕就是流俗于世的厚黑与官学，高度的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

        这哪里还是什么青春华彩的年轻人，简直就是跳进酱缸失去底色的老油条。难怪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也说：“中国现在越是重点的精英大学，学生们跟你聊的事越俗气，越世俗，越是回到自己身上。反而远一点二三线地方的学生，可能会想一些比较宏大点的，抽象点的，做梦一样的事情。”

         用这样的青年现状观照“五四”精神，似乎已经不是纯粹的对比那么简单。对现代青年乃至整个社会、学校教育而言，怎样让年轻人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站起来；怎样让他们借助知识、文化、思想与精神的力量，来表达对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以及鲜明的“公共关怀”，体现一种公共良知、社会责任感，而不是站在利己不利人、功利主义的自我宇宙里，做从众、虚荣、跟风的“伪精英”。这恐怕才是“五四”这个青年精神的节点上，我们尤其需要思考的问题。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越来越强调个体权利、回归个体利益的社会，谈集体利益，也要以不伤害个体利益为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利己主义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了话语市场。人们之所以反感利己主义，不是因为利己者强调个体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在利己的同时，往往也在伤害着他人利益乃至公共利益。利己的表象虽然是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善于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实质却可以是在潜规则、权钱黑洞中如鱼得水。这样的“精英”一旦掌握权力，恐怕不仅不是社会大众之福，反而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

       社会世俗化、功利化，大学精神的流失，或正是某些青年“精英”崇尚利己成功，在世俗的功利文化中随波逐流，而对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等不屑一顾的原因。不注重学术价值，只看重经济、政治价值，最终不仅让大学在行政化的官场中偏离本原，更让教化出来的学生，也丢掉了作为一个合格公民理应拥有的公共精神。

      在2008年，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就曾说：“北京大学曾经与美国大学是同步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改革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发展是和美国大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西南联大也曾经步入世界大学前沿。但现在，内地大学和美国顶尖大学的差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金先生所说的大学差距，恐怕不仅指的是学术、教育差距，更有学人的差距。倘若大学乃至社会都浸润在功利主义、权钱横行、官场哲学的泥淖里，学校在真伪难辨的学术研究与学历，虚实不分的教育评价体系下，逐渐偏离教育轨道，又怎能指望培养出的青年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符合独立、自由的现代公共精神呢？

       精神的缺失，使大学不能很好地完成塑造一个独立的人的功能。其结果，便是拥有知识和才能的青年人，最终随世俗大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曾经，在那个多元开放而喧嚣的“五四”时代，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让人们看到了理想的可贵。回望现在，培养利己主义者的大学，又该怎样找到自己的教育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