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谢根荣骗贷案近日正在进行二审。法院查明，谢根荣凭借两件“玉衣”取得银行信任，不但为之前6.6亿的借贷作担保，又获得5000万元贷款及4.5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实际上，玉衣系伪造而成，伪造文物后，谢根荣出钱请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5位专家估价24亿元。(9月6日《京华时报》)

　　请文物鉴定专家伪造金缕玉衣，之后又邀请5位文物界的泰斗级人物估出24亿天价，商人谢根荣的造假骗贷案背后，令人炫目的不止是他假冒购房人骗贷的手段，更在于为他的伪信用背书的，竟是几位文物界的泰山北斗级人士。这其中最让人咋舌之处则在于，号称24亿的“金缕玉衣”，竟是一个“隔着玻璃看了看”就鉴定完价值的产物。

　　很显然，在所谓“文物”附加的经济利益面前，鉴定“大师”们的眼神迷离了。作为附着厚重文化、历史背景的物品，文物的经济价值恰恰在于其中蕴藉的时代文化气息。倘若脱离文化背景谈文物，不说这其中自然失去了古人专注雕琢赋予的微妙时代文化神韵，只是躺在拍卖、倒卖市场里叫价的物品，与其称为文物，倒不如叫作古玩，就像大多数普通商品一样，只具观赏、拍卖的经济价值，而文化基因丧尽。不幸的却是，如今的文物行业，很大程度正跌落在这样的灰色江湖里。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小有收藏鉴定行家直接卷入文物造假，大有地方政府展开的名人故乡抢夺战，所谓黄帝、炎帝、女娲等名头之上，假古董、假文物频出，“假作真时真亦假”，演的都是“搭文化台唱经济戏”的戏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物鉴定界专家卷入骗贷案，拿了出场费便能“隔玻璃鉴宝”的行为便不足为奇。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做法在文物界可能早已是明规则，拿人钱财替人办事，在经济利益面前，文物鉴定及收藏行业的道德操守及职业精神，已然失去了公信之本。

　　与文物鉴定的无序与公信失守相对比的则是，国内文物造假的高度专业化和组织化。此前就曾有媒体报道称，假文物诈骗的参与者更多是文物行业中人，他们懂行，很容易取得外行人信任。同时，文物造假生产的专业和流通之隐蔽更令人咋舌，甚至可以说，文物鉴定行业的水平远远落后于造假者。正是在文物造假专业化的产业链条，以及文物鉴定行业落后与无序的双重作用下，文物仿品大肆泛滥，令这个行业最终成为充满奇异故事，而监管却又几乎处于空白的灰色江湖。正是在此基础上，文物收藏鉴定专家帮助商人伪造金缕玉衣的故事，才会离谱上演。

　　一个文化行业，本该遵从文化操守及职业底线，就算要从商业利益上考量，也应该服从起码的商业伦理，不造假、不混淆真假，这是起码的契约底线要求。作为文物鉴定业内人士，尤其是权威专业人士更不能为了多收个三两斗，就违背文物鉴定的科学原则和职业精神，否则对这个行业的公信损害将是致命的。

　　倘若说这是对鉴定业内人士的个体要求，那么对整个文物鉴定和收藏行业而言，就更应修复鉴定水平乃至职业操守严重落后的弊病，这就不仅要求从科学鉴定等多个维度提升鉴定水准，更该从监管、自律等方面对自己有所要求。否则，伪造金缕玉衣的故事，就不仅是这个灰色江湖的隐秘传说，它更会走进人们的真实生活，用沉重的法律责任对这段文化失守故事提供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