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就精神卫生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征求意见已结束。然而，什么样的人应该强制收治、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有病没病谁说了算这些问题仍是争议的焦点。(7月11日《京华时报》)

　　在权力之手伸得过长、用得过滥的语境下，“小心被精神病”一度成为人们的戏言。就在今年上半年，武汉就曾上演过一幕现实版的“飞越疯人院”——一名叫徐武的男子，与单位打了两三年官司被莫名送进精神病院，监护治疗四年后，徐武逃出疯人院，经医疗检查证实自己并未患精神病。徐武的“被精神病”显非孤例，各地时有冒头的“被精神病”案例，证明了“精神病强制收治”正在成为悬在每个公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威胁着个体的权利与自由。

　　而在“精神病强制收治”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我国现有1600多万重性精神病患者，可能因为没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等危险行为”，难以得到及时治疗。这大概正是此次《精神卫生法(草案)》争议的焦点所在：什么样的人应该强制收治？强制收治会否导致权力滥用，最终致使无辜个体“被精神病”？可若强制收治的条件收得过窄，那些真正需要治疗的患者又是否无法得到及时治疗？

　　一个毋庸置疑的常识则是，只要未经法律程序，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更无权践踏个体尊严与权利，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这一点，无论是对拥有正常行为能力的个体还是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来说，都普遍适用。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存在精神障碍，是否将之强制收治，就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上，相关的精神卫生法律，也理应具备起码的人道精神和法治理念，不能以精神病强制收治为由，随意剥夺和侵犯个体的人身自由权利。

　　比如，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这属于医学范畴，它理应由精神病学或心理学的专业人士来判断；而当走到是否强制收治的这一步骤上，就牵涉到公民的个体人身自由，它属于法律范畴，理应纳入司法程序的轨道来解决，通过司法判断与法律监管来判定是否强制收治，由此规避纯医学判断的强制收治，可能带来的“被精神病”风险。这也是从法律维度，确保那些真正需要救治的精神病患者得到及时治疗的正途。

　　只有让医学的归医学，司法的归司法，在科学的医学鉴定之后，让司法把关是否强制收治，才能避免“扰乱公共秩序”被权力滥用。也只有让医学与司法同时发力，才能真正删除强制收治的适用条件：“扰乱公共秩序”，这不仅可以防止权力滥用导致公民个体权利受损，更可以通过对“扰乱公共秩序”的删除，让医学和司法真正成为判断是否强制收治的准绳，从而确保真正的精神病患者能够绕开“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扰乱公共秩序”等单一的强制收治条件，得到及时救治。

　　无论是监护人还是精神病专业医生，都无权强制剥夺公民的个体权利与自由，将人关进精神病院。尽管目前公布的《精神卫生法(草案)》针对非自愿住院，为当事人提供了异议程序，但由于收治的强制性与司法在其中的滞后性，都决定了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异议申诉的权利，仍可能受到损害。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精神病院理应回归公共医疗服务机构的角色，为个体精神卫生做判断诊疗。而是否强制收治就理应交予司法，医学在司法判断中起到的则应是专业医学参考的作用。

　　倘若将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剥离于法律之外，那么“被精神病”的痼疾就终难破除，没有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则不仅会伤害个体权利，更会损伤精神医学和权力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