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许多媒体眼中无疑是最低工资标准调涨年。一季度以来，宁夏、吉林等11省市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甚至超过20%。最低工资标准涨了，对普通劳动者而言，这兴许是个好消息。但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涨的背后，每个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实际将会怎样上涨，无疑是一个未知数。
     这或许正是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面临的尴尬图景。在强大的资方面前，普通劳动者缺乏基本的议价权，最低工资标准要么成为标准工资，要么成为最高工资标准。于此，在工资议价权上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工资条例》，或能对做大劳动者蛋糕带来一线希望。据悉，有关部门起草修订的《工资条例》将在年内出台，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条款将被纳入其中。（5月18日《中国经济周刊》）
　　企业普通员工与老板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为自己的劳动所得及权益与资方唇枪舌战，在这样的权利话语博弈中，老板最终妥协，与企业员工达成工资上涨协议———这正是工资协商制度，为我们描绘出的劳资双方公平谈判博弈的场景。可这样的图景对许多普通劳动者而言，无疑太过奢侈。
　　且不说在此前有关居民劳动报酬跑不过GDP的争论中，不断做大的经济蛋糕却成为资本一方的财富狂欢，普通劳动者在这样财富分配游戏中，往往成为“最受伤的人”。就算是对具有一定议价权的白领阶层而言，也很少有人愿意主动跟老板谈判涨工资，跳槽往往成为涨工资的唯一选择。出现这样的场景自不奇怪，在年年招聘几乎都要挤破头的劳动供给市场中，不愁没人的资方自然不愿花心思给员工涨工资，更何况还要双方公平地坐下来谈工资如何上涨？
　　在过于依靠人口红利为企业、社会创造财富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企业对工资协商显然缺乏动力，除非一方的话语博弈力量发生改变。比如此前发生在沿海的民工荒。当劳动力由充分供给向一定程度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农民工们选择用脚投票逼迫企业主动上涨工资，这或可看作一种被动的工资协商方式。
　　而在即将写入《工资条例》的工资协商制度中，由政府乃至企业工会参与其中的工资谈判，或也能一定程度增强普通劳动者与资方谈判的话语力量，但如何分蛋糕的博弈，却也容易让二者陷入“囚徒困境”。比如在已经启动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州，有五分之一的试点企业就不愿参与进来，即便原来坐下来谈的，也都很费劲，谈出来的并不能真正反映工人利益。
　　这种工资谈判博弈的囚徒困境，实际上也反证出普通劳动者话语权的无力。在有法律条规乃至企业工会支撑的情境下，普通劳动者的谈判力量尚且脆弱如斯，遑论平日的劳资谈判？当然，在广州试点的工资协商也不乏成功案例。倘若从经济博弈的观点来看，当资方、劳方在政府的监督下，对分蛋糕讨价还价，讨论劳动成果如何分配时，双方就进入了“囚徒困境”的博弈。理想状态下，只有当双方都采取合作策略，两方才能达成共赢———劳动者工资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最终企业经济蛋糕越做越大。这是“囚徒困境”的最佳博弈结果。
　　而从广州工资协商的成功案例我们也不难看出，工资协商要真正从纸面走向实际，除了资方应意识到这种最佳博弈的选择，在谈判中，如何通过企业工会增大员工的话语权，如何摆脱目前企业工会在资金、用人上过于依附企业的现状，这些都需在工资协商制度中全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