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付上访的人群，绝对是各级地方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病急乱投医，创造无穷尽，为了阻止上访户们越级上访，地方政府为上访户配置“专人保镖”定点蹲守、陪吃陪喝者有之，将上访户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者有之，设置特殊“宾馆”软禁访民者有之，给上访户扎针送精神病院者也有之。如今，又多了一个上访有罪的新名词——敲诈政府。

     河北沧州至少4名农民就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被指敲诈之前，这些涉案人都因个体遭遇的事情，到各部门投诉。他们的家人称有关部门设套后抓人。相关政府部门称，这些涉案人长期在外反映问题，行为过激。（2月25日《新京报》）

     且看当地政府是如何将农民上访行为定义为“敲诈政府”的——因希望查明儿子死因而多次上访的农民周其龙称，是劝说其不要上访的工作人员主动提出，可以给十万二十万只要不再进京。周说要去公安部鉴定儿子死因，无果后，随后才说那没30万不行。而在周氏夫妇写下收钱后不再反映情况的保证书后，十几人却突然闯入将其抓走，随后周氏夫妇被以涉嫌敲诈勒索逮捕。几乎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几个上访户身上。一检察院负责人为此坦诚，当时也担心政府给钱被说成“钩子”。

    先摆出金钱砝码以利诱之，然后再请君入瓮，这大概就是“敲诈政府”罪形成的逻辑链条。在动辄送精神病院、办学习班的非法截访、息访手段，一次次引发民众猛烈的口诛笔伐之后，这种以类同钓鱼的方式将上访者玩进法律框架内，然后再以合法名义治之的手法，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高明的手段。

     可也就像被判“敲诈勒索政府罪”的农民家属所质疑的那样：“有人敢敲诈政府吗？”上访，本就是普通民众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是人们反映个人诉求的各种基层通道被堵死后，才被迫走向上一级的诉求表达方式。从某种意义来说，老百姓一旦选择了上访，实际也宣告了与当地政府彻底撕破脸皮，不到山穷水尽之时“民不与官斗”，深谙古训的老百姓又岂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选择上访，实际也是民众依然相信能从更高的权力者那里合法寻回自身权利的一种表征，既然对权力者依然怀揣希望，又如何敢动辄越界敲诈政府呢？

     当地政府称，这些涉案人长期在外反映问题，行为过激。当自身的诉求在基层无法寻求畅通的解决通道，到高层上访又频频遭遇五花八门的截访手段之时，谁又能心平气和，谁又不会义愤而为呢？“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正是在这样的基层治理生态下，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上访户成为地方官员心中的缠访者、闹访者。可问题是，当“不闹不解决”这样的权力治理生态一天不改变，当老百姓合理反映自身诉求的渠道一天不畅通之时，最弱势的底层民众就一天也不会放下弱者的武器，地方官员心中那根维稳的弦也就一天也松不下来。

      这几乎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找到表达诉求、解决问题的通道，上访者日日闹、月月闹，甚至专挑重大活动、节日闹，地方官员为了维稳指标，保住乌纱帽，则是日日盯、月月防，逢到重大节日更是绷紧神经四处截访。此中耗费了大量金钱成本不说，事情最终还是没能解决。而在这种双方追逐的“猫鼠游戏”中，也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政府设置截访手段的创造力，“敲诈政府”罪便是其中的创造。

     这种手法似乎与去年跨省追捕案中的“诽谤政府”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底层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依然被阻塞得无路可走，稍有过激就会被扛上与地方政府对抗的罪名；二是基层司法依然受制于地方权力，否则以司法名义宣判上访民众“敲诈政府”何则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