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公交惨剧后，有关公交安全的笑话一下多了不少。近日，一张有关“成都公交车误传自燃，乘客争相砸窗跳车”的照片就在网上疯传。众乘客争先恐后地跳窗逃生，杯弓蛇影的慌乱让人忍俊不禁，背后却透出一份无奈的苍凉。事后，成都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但认为，公众面对公交安全的普遍慌乱，更多来自于恐慌情绪的传染。
　　如果说目前公众普遍存在的公交焦虑，来自于以讹传讹的情绪感染，甚至，我们把公交车上突然的高声尖叫，也划入不道德的范畴。那我们想问的是，为何一个人的焦虑会引发一群人的恐慌，一个人的尖叫会导致一车人的争相跳车呢？从心理角度来说，当一个人的情绪足以影响一群人时，引发这种情绪的土壤就有着某种共生性。放在成都公交惨剧的语境下，则可理解为，引爆所有人激烈情绪的就是对公交安全的严重焦虑。
　　说实话，惨剧之后，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对坐公交有了莫名的恐惧感——上车定会本能地扫视一周，并对那些“神秘”包裹敬而远之；尽量选择靠窗位置，方便随时跳窗；甚至还思度着，买一把铁锤揣在身上。这些我思虑多次的想法也得到印证，人们在网络上讨论着随时可能降临的“逃生游戏”，而这些无力的戏谑，则让我们在焦虑中集体迷失。
　　诚然，悲剧之后，政府也出台了增加逃生锤，改造空调车窗等举措。但它的误区却在于，认为安全锤、安全窗就能给公众带来安全感。这就如同认为在枕边放一把斧头防盗贼，就能给人安全感一样可笑。事实上，危险没有消除，内心的阴影也就永远无法祛除。放在公交这件事上，我们更多需要叩问，为何上下班高峰公交过度拥挤，车辆配置不足导致经常性超载、司机为抢业务相互飙车，公交危险品检查常沦为走过场抑或根本没有，这些常规的安全隐患为何迟迟得不到根本祛除？为何有关公交紧急逃生提示，公众紧急避险教育，这些应尽的公共常识又经常处于缺失状态？
　　无独有偶，广州、武汉等地近日又相继发生了公交自燃事故，不少乘客逃生时因踩踏受伤。这些重复的惨剧不断警示着，如果没有真正解决上述问题，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公交安全改进，增添的安全锤、改变的玻璃窗，都不过是应急式的硬件升级，而这，又怎能缓释我们郁积已久的安全焦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