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著作的翻译与理解

[文/ 程志敏]

[内容提要]学术翻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柏拉图著作的汉译尤其嘉惠学界。但柏拉图写的几乎都是哲学戏剧，因此翻译中的"信"首先要求在文风、文体等方面忠实于原著，并需要从文学和古典学的角度，而非仅仅从哲学的角度进入柏拉图思想，这样的翻译和理解或许才是真正的"回到柏拉图"。

Abstract：Academic translation is an enterprise of boundless beneficence, while the translation of Plato's works could be the most beneficial one to our academia. Whereas most of Plato's oeuvre is philosophical drama, the first demand of "literalness" in translation thus would rest on faithfulness in composition style, and we must enter Plato's thought not only through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but also through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suc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n only be an austere "back to Plato".

近一两年来，我国的柏拉图著作翻译有了长足的进展，刘小枫译的《会饮》（2003）、谢文郁译的《蒂迈欧》（2004）、王太庆译的《柏拉图对话集》（2004）接踵面世，呈现出一番繁荣景象。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3年）的问世，这是汉语思想界柏拉图研究中的一件不算小的事情；译本并非没有瑕疵，但对于柏拉图著作的汉译事业来说，也算功德圆满了——当然，我们尚需等到柏拉图各篇著作的译注本出版，柏拉图研究的平台才算大致搭成。如果以此为契机，回顾汉译柏拉图的历程，也许会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一来可以更集中、更深入地反思前辈们所指明的门径，二来也可以在对前几次“战役”的总结中，为以后制订柏拉图研究（包括翻译）的“战略方针”找到一些经验教训。以往可鉴，来者可追。

一

柏拉图作品的汉译起自上世纪20年代——从吴献书、张师竹、郭斌和、景昌极诸先生的文言翻译到40年代陈康先生的《巴门尼德》译注达致顶峰，随后有严群、朱光潜、郭斌和、张竹明等大译师在50－60年代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尽管有的译作直到80年代才得以面世，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甚至到90年代才得出版：辽宁教育版1997）。到了新时期的90年代，其他各界人士亦加入柏拉图作品的汉译：黄克剑译《政治家》、杨绛译《斐多》、张智仁等译《法律篇》；尤其古希腊文学专家水建馥先生译的柏拉图对话四篇，译文精审、译笔练达，值得揣摩{1}——我们也不要忘记香港学者和台湾学者80年代到90年代的翻译（详后）。其实，柏拉图著作究竟该由谁来译，在西方也争论不休。{2}由于我们目前还暂时缺乏西方古典语文学方面的人才（我们没有培养古典语文学家的文化土壤和“文科中学”的制度措施），柏拉图著作由哲学家还是由文学家来翻译，绝非什么无聊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除了大力加强西方古典语文学的训练外，还需译者集哲学家和文学家之所长，尤其在翻译柏拉图作品时，因为，柏拉图兼有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翻译本是不得已而为的事情。对不懂外语的人来说，翻译是一座桥梁，架起两种文化间的通道。对懂外语的人来说，译者所持的翻译理念、选取的视角和采用的名称，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可以为所有研究者提供一种参考，因为，翻译绝不（能）是单纯的照抄照搬，何况还有着一种称为“竖译”的翻译方法。正如翻译大家王太庆先生所说：“翻译不止是为了不识外国字的人，也同样是为了识外国字的人，因为优秀的翻译可以纠正误解、加深理解，所以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舌人，负有更多的责任”。{3}语言间的翻译或“转渡”（über-setzen，如海德格尔所称），本身就包含了义理的移植和再生，因此，即便对懂外语的人来说，翻译也是一道了解异质文化的门径，这就是为什么翻译虽总也免不了受人垢病，却依然有如此多的学者前赴后继地“费力不讨好”的原因。正是译事之艰难与其引领之大德，体现着翻译的自身价值，这是我们看待学术翻译的出发点。

    从积极方面看，翻译又并非不得已的事情，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的方式，是借鉴他人成果、丰富本国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什么、怎么翻译，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定着母语文化发展的态势。拉丁文化对希腊文化的翻译，根本性地决定了罗马文化的样式，而佛经的翻译对宋明理学的深远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至太过。至于20世纪80年代急切而粗泛的“翻译运动”，对“尼采热”、“萨特热”和“弗洛伊德热”的推波助澜，应是记忆犹新的活证。相信《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和出版，定会大大提升我们对柏拉图的热情，对我国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通识教育”也必会产生不小的作用。尤为可待者，兴许会在古典学的滋养中，通过柏拉图而把人们的视线从甚嚣尘上的“后”学那里拉回到自我反思的内心深处，一如当年苏格拉底之所为。

    具体到个体的学术人，翻译和研究本相辅相成，如果没有对相关学问作一番深入研究，那样的翻译是盲人骑瞎马。如果缺少了翻译这个环节，研究即便可能，也总容易孤陋寡闻。因此，翻译者承担着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研究方面的责任，在我国翻译柏拉图的前辈陈康先生看来，这种责任就是“校勘”，陈康先生当然是在极宽泛的意义上提到校勘以及校勘以外的功夫，翻译者不仅要对不懂外语的人、而且还要对懂外语的人，提供字词的训诂和诠释，提供义理的分梳和条陈，这样的翻译才是有价值的，他的理想是“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4}这个目标对于“现代”学者虽然过高了一点，但足可充分说明翻译学术著作乃“大事因缘”，既需“至少用汉译大藏的魄力去干才行”（王太庆语），还需以敬畏之心、虔诚之意去干，否则就不仅仅是“嚼饭喂人”那样让人恶心，更“败坏青年”，遗患无穷。

二

   稍微懂行一点的人都深知希腊语之难，希腊文对操现代西文（甚至与之同源的印欧语系）的人来说，即已古奥难解，何况对于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完全相异的汉语文化！因此，王晓朝教授独以一人之力，译出柏拉图“全集”（柏拉图作品的真伪大概会是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就凭这一份干劲，已可在柏拉图著作的汉译史上占一席之地。

   笔者早在90年代初就听说北大的王太庆先生拟独自完成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也只有靠宏大愿力才能做到的事情。结果，王太庆先生没有能够完成夙愿，个中缘由想来十分复杂，我猜测一是因为先生年事已高，二是他一贯的严谨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本分，让他既不愿意以杂凑的劣质译文搪塞读者（我怀疑那一代学人脑子里可能从来就没想过“短平快”之类的取巧法门），更怕对不起柏拉图（我同样怀疑译品低下的当今译界还有多少这样的敬畏之情）。王太庆先生说“翻译不是欺世盗名”，{5}他的意思是说，欺世盗名的翻译是要烂舌头的。其实，翻译是一件既艰苦而又不算“科研成果”的事情（翻译是彻头彻尾的“遭洋罪”），而且最近名声还不太好，谁还会蠢得靠翻译来沽名钓誉？果真如此，“盗”或“钓”来的多半是“骂名”。其实正是在“译无达辞”而旬日踌躇的骚首煎熬中，在翻译之为“失”的无奈境地中，在翻译之为别一种“精神接生术”的本然状况中，我们更能体会到翻译的伟大之处来。贺麟、王太庆这一代学者大多“译而不作”，除了特定的时代氛围而外，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悟出了翻译的价值之所在。

   王晓朝教授的师尊严群先生，平生亦素抱尽译柏拉图著作之志，惜乎壮志未酬。幸先生传下薪火，后继有人。今王晓朝教授踵事其华，以尽早完成先师未竟心愿之热切希望，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翻译出版了这套里程碑式的《柏拉图全集》。据王晓朝的“导言”所述，它不是老译文的汇编，也不是老译文加新译文的杂编，而是由他全部重译并编辑而成的一个全集本。他这样做，首先是补上了尚未译成汉语的柏拉图真作，其次是取代了以前那些用文言文翻译的柏拉图作品（王太庆亦反对用文言文或语体文译柏拉图），还至少初步解决了译本出于多人之手而产生的译名混杂的现状，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以适应时代和读者的需要，译者不得不放弃捷径，将柏拉图著作全部重译，这样做决不意味着对前人工作的不敬”。{6}在我看来，除了上述的成功之处而外，“重译”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爱吾师”与“爱真理”和“爱柏拉图”的和谐统一，也点明了翻译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的过程。王晓朝的译本，不仅在形式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首尾一贯的柏拉图全集，而且这种“重译”精神也正是学界之所需，因为像柏拉图那样的大思想家的作品，再多十个八个译本也不为过，反而才能百家争鸣、集思广益，才能更深入地研究西方思想的根基——欧美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已蔚然成风，这也许就是重新滋润已被解构之火、疑古之风弄得干涸枯萎之心灵的灵丹妙药。亦愿我国蒸蒸日上的西学研究，能顺此广开“译”路，于细读经典之中再拾坠绪，如是，则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就不仅仅只是柏拉图思想的门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