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以语言符号描写世界，作用于人的想象，是语言的艺术。绘画以线条、色彩等符号描绘世界，作用于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由此构成二者的区别。 
    文学与绘画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彼此之间存在着形态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清楚地表现在二者塑造艺术形象使用的媒介符号的不同。德国学者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对诗（文学）与画的界限做过专门的论述：“既然绘画用来摹仿的媒介符号和诗所用的确实完全不同，这就是说，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既然符号无可争辩地应该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互相协调；那么，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  绘画用的是“自然符号”即形体和颜色，文学用的是“思想符号”即语言。莱辛认为，因为绘画用的是自然符号，所以它适合表现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即静态的事物；而文学用的是语言符号，因此适合于表现前后持续的事物，即动态的事物。莱辛的观点揭示了文学与绘画之间的区别。文学通过语词这种抽象的“思想符号”来充当艺术媒介，而“任何词（语言）都已经在概括” ，所以，一般来说，文学缺乏绘画所具有的色彩、线条、形体等自然符号的具体性而带有一定的抽象性。
      文学与绘画之间既有差异性，同时又有共同性，是可以相通的。例如古希腊西蒙尼底斯(Simonides，556～496 B.C.)就说过：“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宋代苏轼也说过：“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们的意思都在强调文学与绘画是可以相通的。
    首先，诗与画的相通集中体现在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和配合。绘画的特点是善于描绘空间形象，作用于诗可以使其增强形象性；文学善于传达人的情意，影响到绘画可以使其获得画意的深刻表现。诗可以转化为画，画也可以转化为诗。中国艺术历来讲究“诗情画意”，诗情可以转化为画意，画意也可以转化为诗情。诗情和画意之间的互动、转化和配合，可以塑造出更生动立体的艺术形象。如宋代画院考试时就曾以“踏花归去马蹄香”的诗句为题，要求考生在绘画的二维空间画出时间，画出诗意。一考生以夕阳和野花为背景，画一书生骑马缓缓走来，几只蝴蝶围着马蹄飞舞。这就把“归来”的动态，和富于诗意的“香”都通过画面体现了出来。老舍也曾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请齐白石作画，白石老人在画中以奔流的泉水中嬉戏的蝌蚪生动地传达出了诗意。 
    其次，小说与绘画都属于“再现艺术”，它们的相通体现在小说可以表现绘画性。波斯彼洛夫认为：“在各个时代的文学里都能看到作家与画家在风景画、室内装饰、静物写生、肖像画等方面的特殊竞争。” 小说具有绘画性，在于小说自身的特点。小说可以把心理世界转化为物理世界，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这样的描写使“悲凉”这种内心情绪体验以一种物理对象的画意方式被读者所把握。小说还可以将想象的世界转化为现实世界。在对人的内心幻想的展示上，小说比绘画更胜一筹，因为小说描写的“画”具有一种间接性，它是通过欣赏主体的审美想象而实现的。
    小说之画的独特性，决定了小说的描绘有其自身的规律。第一，小说对物象的描绘要简练。小说中的画面必须通过读者的想象才能呈现，而一旦冗长的描绘打破了印象的完整性，想象便会失去作用。所以，小说中描绘性的词汇应单一、简洁。如鲁迅在《祝福》中对老年祥林嫂外貌的描写，没有面面俱到的刻画，没有重复的形容，寥寥数语就使读者对这个饱受封建势力摧残的女人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第二，小说对物象的描绘要与人的感知相结合。如夏绿蒂·勃朗特在《简·爱》中的一段描写：“……寒冷的冬风就带来了一片片阴沉沉的乌云，接着，无孔不入的雨点就噼噼拍拍地落下来。再到户外去活动是绝对不可能了。”小说中的“物”如“寒冷的冬风”、“乌云”、“雨点”都是通过人物的感知而显现出来。同时它诉诸读者的整体感觉而不仅是单纯的视觉，这样就调动了读者的审美感受，在想象的世界里去体验它，而物质的画面也就进入了读者的审美视野。第三，小说对物象的描绘要带有情感因素。正如老舍所说：“小说是些画面，都用感情串连起来。画面的鲜明或暗淡，或一明一暗，都凭所要激起的情感而决定。” 感情既能激发读者的共鸣和兴趣，也决定着被描写客体的“清晰度”。由于感情的沟通，便使小说的画面亲切感人而且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