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文摘报》6月12日报道】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死神抗争，用手术刀、导管、针头和药丸挽救他人生命。但是，轮到他们自己时，有的医生选择其他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点。

    更加了解药物局限

    今年2月，美国医生肯·默里发表文章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在文中写到，尽管医学不断取得最新进展，但不少医生选择安静地死亡，放弃粗暴、无谓的外界干预。

    尽管并非人人赞成他的看法，但文章发表后在网络上走红，默里收到同行发来的几百封赞成他看法的邮件。

    默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我相信医生足够了解现代药物的功效，因而更加清楚它们的局限。几乎所有医生都见证过对病人采取所谓的‘无用治疗’。”

    默里特别举例说明，有时候为了挽救病人性命不惜冒着折断肋骨的风险挤压病患胸部；为了在呼吸道插入导管而施行穿孔；在病人身体不同部位插入静脉针等。运气好的话，这些措施可以让病人多活几小时，但大部分时候以失败告终。

    无法决定病人选择

    但是，医生毕业时庄严宣誓守护病人生命，怎么可能对病人采取一些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接受的治疗措施？医生在最后时刻让病人经历被默里称为“一个人对自己最恨的敌人都不忍采取的”治疗方式，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此，默里的解释是“问题在于，医生无法决定对病人采取哪些治疗手法，这是病人自己的选择”。

    病人及其家属则往往在过度相信医学和忽视其作用之间摇摆不定。最后，他们把责任转嫁给医生，“尽可能采取一切手段挽救病人生命”。

    默里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讲，“医生对此负有责任”，因为“医生在解释病情时做得很糟糕。他们富有专业色彩的措辞让人难以理解，导致病患对接下来的进展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另外，电视节目的影响力，特别是描述不真实场景的医学类连续剧的泛滥，让医生很难说服病人相信某些医疗手段的真实成功几率。

    默里说：“例如，人们很难相信心肺复苏术并没有那么神奇。”心肺复苏术是指在人体血液循环突然中断时，为维持人体关键器官的氧气输送所采取的医疗手段。

    2010年，东京大学针对这类医疗手段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95000个案例中仅8%取得成功，“但电视上75%的心肺复苏术结果良好，跟电视对抗，困难重重”。

    事先说明临终意愿

    虽然默里的理论以他3 0多年职业生涯的临床观察为基础，但2 0 0 3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瑟夫·加洛等人发布研究结果称，在生命垂危之际必须做决定时，64%接受调查的医生通过书面形式说明了自己在没有决策能力时愿意和不愿意接受的措施。

    相反，普通大众中仅20%的人这么做。

    《更好的结束》一书的作者、医生兼政界人士丹·莫海姆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有的医生决定与自己的疾病“抗争到底”，但更多人留下书面说明，“因为他们目睹过不这么做的后果：病人被迫接受令人痛苦和饱受折磨的抢救过程”。

    关于医生尊重患者意愿的义务，莫海姆说：“有时候我因为对病人采取我不愿采取的治疗手段而感到愧疚，但实际情况中不能不这么做。”

    为此，莫海姆发起一项活动，鼓励公众在一份表格上说明自己临终前的意愿，这种做法或许可以为盎格鲁文化所接受，但会让拉丁世界的人觉得匪夷所思。

    像亚历山大·弗莱明研究所和法瓦洛罗基金会阿根廷籍肿瘤学家胡安·奥康纳这样的医生已经适应在职业范围内和超越医学范围对待濒临死亡的病人。

    在他看来，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奥康纳说：“可能经常听到医生之间的如下对话，一人说：‘如果我自己沦落到这个可怜人一样的境地，我希望他们什么都不做，让我安静死去’。但这仅仅是很多医生从(病人)直观状态所产生的看法。当死亡降临到他们头上时，哪怕知道存活几率渺茫，却跟普通病人没有什么不同。”

    甚至有些医生抵制得更加彻底。当同行告知他们病情时，很多人回避诸如自己还能活多久这样的问题，不愿深入细节。

    尽管接受采访的三位医生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在一点上看法一致，即希望自己平静和有尊严地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