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阳参观鄂豫皖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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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戴星叔叔,还有时间,我们就看了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它占地3万平方米。2007年4月28日建成开馆。主体建筑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和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设计,以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千”字为建筑造型。
纪念馆陈展内容按时代顺序,以上千幅文字图片和数百件实物对应的方式,全面展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过程,着重介绍了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发生在鄂豫皖大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整个展览共由九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序厅、第一部分大别风雷星火燎原、第二部分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第三部分红色苏区共铸辉煌、第四部分红色土地坚苦卓绝、第五部分江淮抗战中流砥柱、第六部分中原突围铁流千里、第七部分千里跃进伟大壮举和结尾厅将星璀璨。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创立的革命根据地。

列宁号是中共系统拥有的第一架飞机,由国民党系统飞机因燃料耗尽迫降在鲁山而来。其真身在新县的鄂豫皖首府纪念馆,这里是复制品。





到过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周、刘、董、邓、刘(伯承)、叶、贺、徐、李。


恽代英早年到过这个地区。

破碎的传单还挺有视觉冲击力。

缴获的相机。
经历了风雨沧桑的花名册。
具有感染力的宣传画:1931年、苏维埃、红军第一军、孝感、活捉岳维俊。
那时对土地问题真是高度重视,资料也很丰富,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中华苏维埃卫生运动”。
当时的“后方总医院”。
白雀园事件:1931年: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利用“投毒案”和“离间信”,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清洗内部”所谓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肃反,留下了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当年9月陈昌浩到麻埠接任红四军政委后,一边奉张国焘之命捕杀了数十名所谓的“反革命”,一边调动红四军部队聚集于光山县东南的白雀园及其周围的砖桥、何凤桥、泼河、余集一带。“全力肃清红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红军”。千古奇冤、惨卒难书的白雀园大肃反由此开始。捕杀从红四军的高级干部开始,先后捕杀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老红军肖永正回忆说:“当时,我在白雀园,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肃反。先是整军、师、团、营级的干部,而后波及到连、排、班……,在那令人恐怖的日子里,白天照常迎敌作战,如不死于敌人的炮火屠刀之下,晚上就捉回来搞肃反,班长以上的干部分批进行所谓的‘审查’,通宵地进行逼供,让被审查的干部承认自己是‘AB团’、‘ 第三党’、‘ 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 ’。光是承认了自己是这、是那还不行,还要证明有哪些人,特别是有哪些干部是‘同党’。如果不承认,又不证明,那要动刑,轻则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被传呼走了,就再也不见回来。天黑被传呼走,天不亮就被杀在白雀园的荒郊。”
据不完全统计:在被杀害的红军将士中,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级干部的三分之二和排级干部的三分之一。1931年11月20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在白雀园对红四军进行肃反之后,又在鄂豫皖苏区各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开展肃反,先后被错杀的党、政、群干部人数达三四千人!其中有:原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曹学楷,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定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舒传贤,原红一军政治委员、英山中心县委书记曹大骏,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陈奇,原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汉,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委委员、群众领袖郑新民。还背着徐向前逮捕了他的爱人程训宣,审讯得不到所需要的证词,就瞒着徐向前将她杀害。
徐向前、倪志亮在《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中悲痛的追忆到:“在这次大肃反中,红四军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幸免者外,几乎被一网打尽了。”“许许多多的苏维埃和红军的创造者,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过的干部,竟被以反革命的罪名——改组派、AB团、第三党而肃掉了,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的骨干含冤地下而莫伸,其惨痛真令人不能卒书,其罪恶也令人难以笔墨形容”。






左上:1939年陈少敏率部与李先念会合。
左下:1939年李先念、陈少敏在京山养马昄开会,按照中原局指示统一抗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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