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昭告天下，不管真假地痛诉自己过去的种种“恶行”，这就是皇帝所谓的“罪己诏”。当然也不能平时没事无事地乱“罪己”，还是要看事件的严重性够不够格，像遇到君臣错位，天灾造成灾难，政权危难之时这几种情况，赶快“罪己”绝对没有错。

“罪己诏”其实说直白了，就是见势不妙，将要危机自己的统治时，皇帝老儿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目的一个就是以求挽回即将失控的局面。当然和现在盛行的痛哭流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相比，古代的“罪己诏”只是皇帝一人对天下说，一般人不敢像皇帝那样说。

有关“罪己诏”的由来，据说源自商汤时期。相传大禹登上王位后，看到人心涣散，感到非常伤心，于是痛哭流涕地地陈述自己领导无方。商灭掉夏国后，汤颁布《汤诰》，其中罗列夏的种种恶行，陈述自己灭夏的原因。并在这之后，每逢天降灾祸，汤都要痛哭流涕一番，将罪过弄到自己身上，后来升华成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猴急”效行的“罪己诏”，以为只要一颁布“罪己诏”，一切尽在掌握。

有人认为，皇帝的“罪己诏”也体现了古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思想。我认为，这是后人的刻意美化，我想。只要不危及皇帝们的统治，你看他们是“罪己”，还是“罪他”？ 

皇帝“罪己”，其实都是面子上过一下，“罪己”之后，他们该怎么骄奢淫逸还是一切如常。

当然“罪己诏”也只能临时起点作用，暂时麻痹一下皇帝老儿自己，暂时麻痹一下一贯接受皇权统治对的普罗大众。拿最有名的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来说，这份作为皇帝正式自我批评的文件，陈述了自己征兵劳师常年作战，导致人民生活艰难，兴建宫殿，劳民伤财等一些列罪过，希望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这让汉武帝的统治及时“止损”，统治期间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动荡。

但更多的皇帝颁布的“罪己诏”则是临时抱佛脚而已。

有好事者统计过，如果把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算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时间跨度是两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

看得出，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的 “罪己诏”，完全有点是敷衍地例行公事了。最具讽刺意义的是颁布“罪己诏”最多的朝代居然是封建皇权走向没落的清朝，其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八个下过“罪己诏”。据说，清朝顺治皇帝是中国古代帝王中不断下“罪己诏”的一个人，当然，还有一个平均三年多点就下一道“罪己诏”的皇帝，他是明朝末代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下多了就显然有点儿戏，不断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的朱皇帝还是吊死在煤山上，并带走了一个朝代。

我们仔细看，“遇到君臣错位，天灾造成灾难，政权危难之时”这几种情形都和皇帝本人有关，更多的是人祸。无论是天灾导致的群众造反造反，还是朝廷武将造反，奸臣篡权等等，说到底基本上都是皇帝平时作为的一种现实反应。一次次颁布“罪己诏”，也伴随着一次次的朝代更迭，这说明皇帝所谓狂热的颁布“罪己诏”无非就是一种障眼法，既是欺骗人民群众的手段，也是皇帝“自我麻醉”的精神鸦片，只要这种封建的、集权的、专制的体制不变，就是皇帝每隔一个小时颁布一份“罪己诏”也基本等于零。

少务虚，多务实，平时一心“为人民服务”，只要把为民之事做好，哪还需要一天到晚批评与自我批评？说实话，开始一两次批评与自我批评，还算凑合，次数一多，那就是敷衍，甚至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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