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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1年广州举办九运会开始，全运会就被人们戏称为“钱运会”。因为全运会投入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大，场馆和相关市政建设越来越气派，开闭幕式的场面也越来越豪华。只要你看过10月16日晚在济南奥体中心的十一届全运会的开幕式的“无与伦比”，你就会惊叹：这到底是济南全运会，还是北京奥运会？甚至，从主体育场的外观到开幕式的形式安排，你都能看出对鸟巢和张艺谋的模仿与克隆。
　　
　　专用车道、单双号限行、媒体村、层层安检、漫天彩旗标语、遍地志愿者，经济大省山东以其一掷2000亿的豪迈气派令全运会的规格直逼北京奥运会。很多多年采访全运会的老记者都评价这是史上最贵、最豪华的全运会。山东陡升了四年一届的全运会的等级，这在有着攀比劲头的地方政府之间，无疑起到了哄抬全运会身价的示范。
　　
　　参观过济南奥体中心的一位外国记者感叹：这不是village，也不是town，而是city。然而，与奥运会的类仿更多是指外在硬件和场面上，因为这场国内各省市和行业体协自己玩的运动会，别说在国际上没有关注度，就是国内百姓也没有多大兴趣，所以，赛事组织上也就马马虎虎了。比如，有记者抱怨说直至全运会开幕，比赛赛程还没有发放到记者手中，搞得记者每天不知道有哪些比赛举行，只能各个场馆到处转，但又时常遇到证件失效的情况。
　　
　　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第21届奥运会，由于加拿大经济萧条，加上管理不善，使奥运会工程费用一再追加，原计划28亿美元的主体育场竟耗资58亿美元之巨，组织费用也从原计划的6亿美元涨到实际的7.3亿美元，其中场馆花费占70%多。奥运会后场馆无法赢利，10多亿美元的巨额亏空，致使该市的纳税人直到20世纪末才还清这笔债务。为了15天的奥运会使该市的纳税人负债20年，人称“蒙特利尔陷阱”。
　　
　　此后，除了在创富能力超强的美国举办的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奥运会，近几届奥运会都没能避免 “蒙特利尔陷阱”。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在2003年至2004年度亏损8539万澳元，其中澳大利亚体育场亏损2400万澳元。为减少亏损，部分场馆废弃，少数场馆被迫拆除；雅典奥运会后一年，雅典为维护三十多个场馆共花费1亿欧元，成为雅典市政府的包袱。
　　
　　2008北京奥运会一年之后，北京奥运的两大标志性建筑鸟巢和水立方出乎意料地自负盈亏甚至盈利。据场馆经营者提供的资料，奥运结束后，水立方实现经营收入1.04亿元，基本持平，而鸟巢实现经营收入2.6亿元，盈利1.1亿。当然，这有赖于北京奥运所寄托的国民精神上特殊的纪念意义，因此，鸟巢和水立方的主要收入进项来自于庞大的国内旅游消费市场，而不是体育的商业化运营。例如，目前鸟巢的日接待游客在2万人左右，以50元/人的参观费用计算，每日的门票收入可达百万元。
　　
　　但是，那些无法成为国家精神标志的场馆就不像鸟巢和水立方这样幸运了。例如，虽然贵为国家体育馆，亦是中国在体操项目上大揽金牌的地方，如今也是白天大门紧闭，夜晚不见灯光。奥运会之后，这里只举办了12次活动。根据中国社科院最近一份报告称，北京的其他奥运场馆都苦于无用武之地。北京投入多达130亿元建设这些场馆，如今大部分却都闲置着。而这些闲置场馆之所以关闭，主要是因为运营成本太高。曾经风传过奥运会后鸟巢将成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主场，但事实是，国安根本用不起鸟巢。篮球市场开发在国内算是做的不错的体育产业，五棵松篮球馆也堪称国内最豪华气派的现代化专业篮球馆，但其18000个座位的容量大大超过目前CBA联赛的票房号召力。北京首钢篮球队的主场北京首钢篮球馆仅能容纳6000人，其中一半还是企业的内部票。如此有限的票房规模难以支撑五棵松在灯光和维护上高昂的费用。即便有了NBA中国赛的固定举办，离实现保本运营还是相去甚远。如果中国的职业体育都不足以消费这些高昂的体育场馆，为所谓全民健身以象征性的收费对公众开放，也只能是陪本赚吆喝。
　　
　　那么，济南有没有能力因为一次全运会而将它的奥体中心开发成为全国性的旅游景点？济南的职业体育市场以及演出、展览市场能不能达到（别说超过）北京的规模？只要想一想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担心，瞄向奥运会规格的十一运会是不是也会像“蒙特利尔陷阱”一样，制造出一个“济南陷阱”。
　　
　　目前，“以举办全运会促进城市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竞相申办全运会的动力和思路。就在这两天，传出了湖南欲投入2000亿举办2017年十三运的申办消息。如果说山东挟中国排名前三的经济大省之威，借全运会展示形象以期吸引全国目光甚至资源输入，那么，做为内陆省份的湖南有没有实力像山东这样大把投入资金就成为一个大大的疑问。“济南陷阱”会不会出现还待时间检验，但有着政绩工程效应的市政建设的效果却是立竿见影的。就像全运会越来越远离全民体育，而把“金牌体育”和“政绩体育”发挥到极致一样，各地争相举办“钱运会”的经济目标也不是拓展体育市场和产业以及靠全运会实现赢利，而是无一例外地期望借此拉动地方的GDP，甚或是不顾长远社会效应的短期政绩行为。
　　
　　但愿举办十二运的辽宁省能够脚踏实地，量入为出，不与经济大省山东攀比，尽量在省内各市分散消化场馆建设，追求实用，杜绝奢华，并提前考虑场馆的赛后利用问题。
　　
　　眼下，全运会越来越引入了商业开发，政府与企业签署商业合同，刨除市政建设的巨大投入不算，从地方财政的角度来看，似乎全运会的办赛成本已经能与这些商业收入相当。但羊毛出在“牛”身上，不仅市政建设要长期由地方税收负担，而且，各地奥体中心带动的房地产效应事实上是抬高了普通市民的居住成本，让全运会举办地的百姓承担已经普遍泡沫化的高房价基础上更高昂的房价。
　　
　　莫非我们还要迎接一个房地产主导“全运经济”的时代？（倍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