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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帅受虐案”有了一个初步的说法，北京市宣武法院给出了一审判决，高帅方面获得了56364元的赔偿款。尽管高帅母亲表示还将上诉，高帅家与先农坛体校之间的纠纷看来还没有了结，但法院的判决已经宣示了这个信息：未成年人处在适于全社会的法律庇护之下，没有地方是特殊地带——我们惯行的少体校的体制也不能外乎法律的强制之外。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又却有很多法律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那里就奉行着“行规”与“潜规则”。看一看高帅的受欺负和教练的“穿小鞋”与要求家长给“找小姐”，我们就知道，在现实中有很多像高帅这样的未成年人在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行规”之下生活。他们处在法律与行规的夹缝中，也处在体育的旧体制与商品社会的缝隙中。
　　
　　你可以看到，高帅确实受到了违法的虐待，甚至按法律和人权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从3、5岁就开始的体操运动员训练和培养模式都恐怕与法律的规定相抵牾。但是，如果不是高帅和他的母亲与校方发生了纠纷，如果没有发生“不让练”的情况，或者，双方达成了妥协，那么，民不举，官不究，这些不合法的做法是不是就在公众的眼前消失了呢？多少未成年人就是在家长与体操的默契中，在行规下度过他们的童年呢？
　　
　　不是为了儿子的“快乐童年”，而是因为“不让练”而与体操产生了纠纷，是不是可以说，高帅母亲是因为儿子不能继续在行规下苦熬成材，才将体操告上法庭呢？如果高帅还能有正常训练的机会，儿子的委屈就可以忍了吧？
　　
　　这就是另一个夹缝：通常是一些并不富裕的家庭，为了让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才选择让孩子甚至从3岁起就接受竞技体操的“魔鬼训练”，在别的孩子享受快乐游戏的时候，他们却要不断地压腿、倒立和空翻。我们的传统体操培养体制，不是以孩子的兴趣为指导原则的。要成为“人上人”，要成为“奥运冠军”就不仅要接受法律之外的行规，还要准备接受超高的淘汰率——国家队是金字塔的塔尖，而奥军冠军就只有四年一次的机会。
　　
　　所以，这是一场残酷的赌博，过程残酷，结果也99.9%地残酷。中国的市场经济让奥运冠军有了“疯狂”的市场标价，但不同于国外的俱乐部机制，我们是投入国家的资源来培养尖端的“冠军产品”。这里不仅产生了不公平，而且，掌握着资源和通道的人，就有了“寻租”的理由。高帅的母亲不就揭露有教练吃请收礼“寻小姐”吗？
　　
　　“高帅受虐案”暴露出的是一个在力图实现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并不和谐的旧有体制。当这个体制与法律的精神、市场的公平原则相背离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更多的孩子继续受它的虐呢？（倍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