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关于“仁”的表述不一致之原因探讨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均见《里仁》），可见仁在君子修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有学者认为“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也”。但是，一部《论语》，谈仁的内容似乎多有不一致甚至冲突之处，让我们不易把握仁的具体内涵。

在回答不同学生问仁时，孔子对仁的解释几乎没有共通之处。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訒”，说话慎重就是仁；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以恭敬的态度对待别人就是仁，自己不想的不强加在别人身上就是仁，在单位在家里少些埋怨多些积极地心态就是仁；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依礼行事，依礼待人，就是仁；（以上三则均见《颜渊》）孔子还说过“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认为拥有刚强、果敢、朴实、谨慎这四种品德就接近于仁……

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仁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似乎是一个人想到“仁”就能做到“仁”；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里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友爱兄弟，就是抓住仁的根本。然而，在另外的篇章中，又让人觉得做到仁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从孔子对一些人物的评价中，这样的感受无疑会十分强烈。

《公冶长》中孟武伯问子路、冉有、公西赤等是否做到了仁，孔子虽然肯定了他们各自的才能，但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不知其仁也”。子路、冉求、公西赤都名列七十二贤者之中，都是孔子大名鼎鼎的学生，他们都没有达到“仁”，即使是颜渊，孔子也只说他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普通人只能望“仁”兴叹了。《公冶长》中子张问三起三落而做到不喜不愠的令尹子文以及舍弃家财不与逆臣共事的陈文子这两个在普通人看来已经难以企及的人物是否达到了“仁”时，孔子在肯定他们分别做到了“忠”与“清”之后，均用“未知，焉得仁”直接否定了。可见，要达到“仁”的境界真的很难。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在匆促急遽的时候，在颠沛困顿的时候，始终不离开仁，始终要以仁为行事准则。孔子慨叹仁者难得一见，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曾子也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仁”是如此沉重，需要终身为之努力。这无疑会吓退不少缺乏毅力的人。

上述关于仁的不一致甚至冲突是我们学习《论语》时不难觉察到的，而对管仲的评价则让人有点无所适从：在《八佾》中，孔子毫不客气地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宪问》中，面对子路子贡的质疑孔子又十分肯定“管仲之力”“民到于今受其赐”，“如其仁！如其仁”。不知礼的批评和“如其仁”的肯定是矛盾的。在儒家学说中，仁和礼是统一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仁是内在的道德要求，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外在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就称得上“仁”，反之，不仁的人是无法克己复礼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既然管仲不知礼，又如何说他做到了仁呢？

出现这样的不一致甚至“矛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仁这一核心概念有着较强的伸缩性。

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在孔子并不系统的理论体系中，作为道德核心精神的仁有着丰富的内涵。根据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的不完全统计，在仁做为道德总称之下共有四十九个德目，其中每一个德目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仁的某一方面或侧面。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一系列德目的实现才能最后达到最高层次的仁——圣。低层次的仁和高层次的仁都叫仁，这就是它的伸缩性。这样，低层次的单个德目意义上的仁在部分人都容易做到；而作为部分德目之和的仁有颜渊之类的特别优秀的人可以做到，甚至孔子自己还谦虚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又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至于作为最高层次的圣，在孔子看来，顶多只有尧舜禹汤极少数的人才可能达到，甚至连尧舜都可能没有完全达到——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

从更容易理解的角度来分析，孔子讲“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他认为仁源于孝悌而又不等于孝悌，而是从孝悌出发，层层向外推广，上升为君臣间的“忠”，朋友间的“信”，最后达到“泛爱众”，上升为普遍的人类之爱。孔子的仁虽是一种情感，但又不限于情感，同时又是一种道德理性。显然，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爱”，是一种由自身情感体验而达致的道德伦理的升华。孝悌往往是自然、自发的，而爱人则需经过理性的升华，凝聚了道德理性的内涵。因此，《论语》中的“仁”，有一个逻辑上、思维上、情感和理性上的转换，孔子言仁，不外两方面的内涵：即“亲亲”（《中庸》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语“亲亲，仁也”）及由之而推己及人的“爱人”。

简言之，孔子所讲的仁学，实际上是一个以人为本，以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家庭的亲爱和睦及社会的和谐有序为目标，“修己”近仁，“孝悌”为仁，“泛爱众而亲仁”，由己推人，由近及远，渐次拓展的心灵境界不断升华的伦理体系。（杨才年《孔子“仁”的三境界》）

二是孔子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而对不同的学生给仁以不同的解释。

关于因材施教，最明显的当推《先进》篇中的这一章：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对同一问题，孔子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难怪年轻的公西华不理解了。在回答学生问孝时，也有类似的情况。子游问孝，孔子怕他对双亲会亲爱有余而恭敬不足，于是回答一个字“敬”；子夏问孝，孔子智能他做事情有点过火，有小脾气，所以孔子便回答“色难”二字，希望他在父母面前应经常保持愉悦的颜色。

上文提到孔子回答弟子问仁，给出的答案也基本不同，也与学生各自的特点不同有关。

司马牛多言而浮躁，孔子给他的解释是“仁者其言也訒”，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说话迟钝，希望司马牛能改正缺点。当然，谨言慎行本就是君子修养必须努力做到的， 类似“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说法有好多处。

子贡利口巧辩，有志于仁，有眼高手低之嫌，孔子给他的答案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教他应该从自身做起，然后再考虑“博施济众”。

对于仲弓问仁，孔子显然是从从政者的角度来解释的，希望仲弓在季氏宰任上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做到敬、恕、无怨三点，因为仲弓已经出仕，所以他的言行就不仅是个人问题，而关系到国、家的政事了，仁的含义也就不局限于道德，而扩展到政治范畴了。对于子张这个虽终身未仕却喜欢钻研政事的学生问仁，孔子的回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又具体解释了“五者”的内涵：“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这两次回答都与从政有关，但仲弓（冉雍）德行深得孔子赏识——“雍也可使南面”（《雍也》），而子张（颛孙师）被孔子认为“师也过”“师也辟”（《先进》），即秉性乖僻、偏激，所以孔子对仲弓讲敬、恕、无怨三个德目，重在执政能力，对子张讲恭、宽、信、敏、惠五个德目，则是强调在执政者自己具备这些道德的前提下，要向天下推行爱民、惠民政策。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也是“仁”字最权威、最经典的解释了。颜回一听便心领神会，又问其具体条目。孔子便兴致勃勃地讲了仁的“四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朱熹评论《论语》中这一章“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机，非至健不能致其决，故惟颜子得闻之”。孔子数称“贤哉回也”，表现出对颜回的充分信任和嘉许，也能看出孔子十分满意自己对颜回的成功教育。

即便是同一个学生问仁，不同场合孔子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典型的是那个樊须（樊迟）了，他曾三次问过老师仁：

……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由于樊迟天资相对愚钝，孔子便以很浅显的话语来回答，只给他讲最基本的道理，只教他“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 

以上孔子对“仁”的不同解释，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而具有其针对性，都是从“仁”的不同层次与侧面而做出的解释，也是希望自己的学生从自己最需要加以完善的某个角度入手，以让自己尽可能地践行仁接近仁，因此这样的不一致并不影响我们对“仁”是孔子常说核心概念的信心。

三是中庸权变思想让仁的释义显得更为灵活。

中庸思想是与“仁”的思想一起被视为儒家思想的两大支柱，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主张为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持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而真正要实现中庸，需要做到“权变”，以道义为标准，通过权变解决仁与礼、情与理可能存在的矛盾。

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思想道德修养的言论，主要表现在无过无不及及和而不同两个方面。“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用否定的“不争、不党、不猛”规定作为人们行为的极限或度，以保持社会统一体的稳定发展，其中包含着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贫而乐、富而好礼、温而厉、恭而安，将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差异相互融合、渗透，各以对方作为自己的补充，双方互相地加以限定或修正，这样使社会统一体呈现出一种完美的标准状态，其中包含着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

人们常将中庸看作无原则、和稀泥，将这种人贬称为和事佬、老好人，在哲学上将其判定为折衷主义和矛盾调和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庸思想的一种误读。孔子讲究度，反对过火行为，并不是主张取消一切斗争。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卫灵公》）孔子主张人际关系的和谐平衡，并不是和稀泥，更不是一种保守思想。孔子十分痛恨搞折衷主义的人，把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叫做“乡愿”，并指出“乡愿，德之贼也”（《阳货》）。折衷和无原则的态度的。在《雍也》篇中，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他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在《宪问》篇中，他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子罕》篇中，他更是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此可见，孔子做人是很有骨气和风度的，这与没有是非的折衷主义和矛盾调和论者是有天渊之别的。

正是在中庸权变思想的引导之下，孔子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也是正常的。他指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里“义”成了评价君子行为的唯一准则。孔子对管仲的前后矛盾的评价，正基于此。他批评道，“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因为管仲匡扶天下，“尊王攘夷”，让天下远离战争，给百姓给天下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儒家主张“内圣外王”，“内圣”是途径，“外王”是更高的目的，实现了“外王”，“内圣”方面稍有欠缺也是可以接受的。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仁与礼的矛盾因此而得到消弭。

其实，孔子给不同的学生对仁做出不同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符合中庸权变的思想——某一方面不足了，就该设法弥补；某一方面过头了，就提醒学生加以抑制。因此，从总体上说，孔子对仁的表述不一致，是由于“仁”有着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含义并在中庸权变思想指导之下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场合而做出的解释。

孔子创立了仁学，并一贯身体力行和宣传弘扬为仁之道，在《论语》有关仁的表述不尽一致，本文尝试探讨了个中主要原因。认真推究，恐怕还与《论语》这部书的体裁特点以及孔子生活的境遇有关。《论语》作为语录体的著作，无法对仁学进行系统论述，而且他始终认为谦逊是君子的重要风范，因此他不轻易自许为仁人，也不轻易认为现实中的什么人已经达到了仁的境界。另外他所处的春秋末期，世风日下，礼崩乐坏，已不存在圣人和仁人生存的土壤。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述而》）他早年的理想在现实中受到了考验，进入“知天命”的年岁之后，多少也会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修正。但他并未因此而彻底悲观消沉，而是继续“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宪问》）。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在今天学习的。

说明：本文为小团体交流匆促写就，参考不少专家的成果，未能一一列出出处，在此一并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