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民俗纪录片——纪录影视鉴赏（十）周家群
(2011-11-10 10: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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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民俗纪录片
纪录影视鉴赏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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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群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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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是19世纪在西方兴起的一门科学，专门对一个民族的人种、社会构成、文化等进行社会研究。它是一种深入细致地描写和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方法，这种描写和分析建立在现场长期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
人类学纪录片是用影像来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成果，是人们运用影视手段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研究成果而拍摄的纪录片。
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是罗伯特·费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这部纪录片表现的是极地爱斯基摩人的生存状态，属于人类学范畴。
在上海从事电影放映的意大利人劳罗是较早在中国从事纪录片拍摄的人之一，1908年（光绪34年），他用一架木壳摄影机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和《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记录了一个古老帝国两个满族统治者的葬礼，应该说这是外国人在华拍摄的第一部人类学电影。
1933年5月初，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在湘西南苗族、瑶族等地区考察时携带摄影机并拍摄了一部有关苗族文化、生活状况的电影，这是我国人类学者首次将影像手段应用于田野调查，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滥觞之作。凌纯声还指出：“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欲知苗族生活之真相，非借标本影片不足以表现。多方采购标本及摄制影片，正所以求其真，而保存其文化之特质也。”
近代中国动荡不安、战云密布的社会背景似乎并没有改变生活在深山密林里保持着准原始生活状态的少数民族，许多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态特征都被他们完好地继承和保留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些极为珍贵的“社会活化石”。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一场以“抢救落后”为名的民族调查在边疆地区的开展，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共拍摄了16个民族22部123本影片（1957—1965），当时称之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民纪片）。
中国民族志电影从1950—1970年代一直偏重于社会发展形态的记录，直到近十余年才转向不同族群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记录，这一转变使中国记录传统文化的出发点得以和世界合流
。
1991年11月，《望长城》以长城为绵延的民族文化符号诠释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之光。围绕长城的军事功能、民风民俗、民族融合和生态平衡做文章，把笔墨洒在长城两侧人民的生活，以“人”为表现的重点，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首次获亚广联大奖的《沙与海》的作者康健宁和高国栋尝试在一个片子里描述两种在地缘上完全不同亦鲜为人知的人与自然的故事。作品采取两条线索交叉剪接的方式，记录了一户牧民与一户渔民的生活，表现了他们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不同的生活方式、家庭观念和婚姻理想。国际评委的授奖辞是：该片“出色地反映了人类的特性以及全人类基本相似的概念”，并“有助于本国发展”。这是我国电视纪录片首次获此殊荣，它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得到了肯定。
获金熊猫奖的王海兵的《藏北人家》记录的是靠游牧为生的藏民措达一家如何在海拔4700米的高原生活的情形。在一天的时空跨度里，表现了藏人的饮食、放牧、娱乐等日常生活特点和豁达开朗的性格特征。
1993年，孙曾田《最后的山神》表达对山林民族传统狩猎文化消失的思索和惋惜。获第30届亚广联大奖，评委会主席宣读了评语：“评委会高度赞赏《最后的山神》自始至终地表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内心世界，这个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更迭而改变着，本节目选取这个常见的主题描绘了新的生活。”
段锦川《八廊南街十六号》（1996）在巴黎获得法国真实电影节的大奖，评委会的评语是：“这部影片不断地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的空间，让我们自己主动地去了解今日西藏的真实现状，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我们从来不了解的西藏。”八廊街是环绕拉萨大昭寺的主要街道，这个街道居委会反映的是传统藏族社会对主流社会结构“文化借取”的一个侧面。通过这个社会底层的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变迁中的西藏社会的众生相。
1997年，获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及特别奖的梁碧波的《三节草》（又名《土司的最后夫人》）
讲述了一个汉族女子传奇般的人生故事，反映了她从一个正在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学生转变成为摩梭人母系社会的土司夫人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片中老人念叨的“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影片揭示的“文化融合”和“文化体验”现象值得人类学家做进一步的研讨。
在世界人类学第9届大会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决议写道：“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
人类学纪录片和人文社会纪录片的区别，体现在人类学纪录片主要把目光投向相对于一个社会主体民族以外的那些民族，而人文社会纪录片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主体民族上。
人类学纪录片的具体作用
埃米莉·德·布里加德
“影视人类学史”指出：
1.
当事件过于复杂，速度过快或太小，以至于人用肉眼或文字书写无法把握的时候，它们作为记录事件的工具而存在。
2.
由于人们的很多行为即将消逝，或者理论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复存在的时侯，它作为一种为了后代进行抢救性记录的方式而存在。
3.
用于共时性跨文化的对比和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研究。
人类学纪录片的分类
按照影视人类学家格瑞欧的分类方法，大体可分为以下3类：
1.
提供研究用的纪录片断；
2.
用于人类学课程的教学片；
3.
供电视台播放或学术交流的具有完整结构的作品。
人类学纪录片提供给观众一种全新的知识，视觉技术是当代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领头羊。
人类学纪录片又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对比文字语言和口语，它的理解力更为宽泛，它以一种更为多样化的形式在世界广泛的流传。
人类学纪录片同时提供给人们一种超越学术范围束缚的，可供分享的人类学。
人类学纪录片内容包括人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理想追求等等，所获得的第一手影视资料和对原生态的记述，不仅仅只属于电视，也属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具有资料价值上的共享性。
人类学纪录片与一般纪录片的不同在于：
1.目的的不同。人类学纪录片的出发点是人类学，它的目的是为了科学研究。而一般纪录片则是以审美为目的，是以影片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来打动观众、感染观众的。
2.制作原则的不同。目的不同制作原则肯定有异。人类学纪录片制作，遵循科学的严谨和准确，既是科学研究，就没有那么多浪漫与潇洒。
3.人类学纪录片与一般纪录片对“真实性”的意义理解不同，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是纪录片与故事片最根本的区别之一。也就是说，纪录片所表现的对象应该是现实中真正存在的事物。人类学纪录片追求的是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因此它有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和系统来确保这种真实。科学的严谨限制了艺术的浪漫。
人类学的研究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以至有一些人类学者把人类学称做“人的科学”，而民俗学仅研究人们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过语言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民俗事项。
民俗纪录片集中关注民俗学者感兴趣的对象，通常是文化和行为的审美层面以及小群体内表达性互动活动。
应当充分认识到人类学及民俗纪录片的价值所在，摆脱“喉舌”作用的制约，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冷静、客观地记录，记录社会，记录文化，记录人生。
人类学纪录片不是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的工具，而应成为一种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载体。
“许多史迹都正在快速消失，若所有关怀文化的人，都可以拿起摄像机记录周遭的生活与记忆，将可以提升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关怀与思考”（王慰慈，台湾淡江大学大众传播学教师，台湾文建会文化纪录片推广研讨计划主持人，台湾电影资料馆纪录片历史与目录整理计划共同主持人，台湾纪录片双年展选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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