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想知道的是，易中天教授火了以后，学校或系里的领导、同事会怎么看。前两个月我回厦门公干时，和同学喝酒的时候，我就这个问题求教于我的同学巫教授，因为他现在正跟易中天读博士，我以为可以从他这里得到些猛料，没想到几乎一无所获：火之前是那样，火了以后还是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易中天现象”虽然让我们这些厦大出身的人很有面子，但他本人的事迹以及名声看来实在和厦大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学校看来不会把这太当一回事，他本人也不会因此觉得自己在学校就成了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这不符合易的性格和作风。我记得有一阵他有个研究生在《新周刊》实习，后来实习结束就走了，过了很久的某一天我接到易教授的电话，说是要找他的学生说事。这把我逗乐了：“你要找自己的学生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很多高校里都有些和学校若即若离的游侠式的老师，学校里地位稳固，但关系不密切，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名声在外，完全可以不靠学校吃饭。易就是这样的人，他本来就没住在学校里，加上课又不多，平时在校园里基本看不到他的影子。很多时候他都在外面跑，一跑有时就是个把月，我想他的学生一个学期要见上他几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现在，可能就更难了。
我虽然在厦大前前后后呆了7年，但真正有幸认识易教授是在《新周刊》做事的时候。他1991年从武汉大学调来厦大后一年，我重新回母校读研究生，那时他在学校里就像个隐士一样，老听人说起，但只闻其名难见其人。因为自己一直迷文艺理论和美学什么的，所以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也为母校母系多了个名人学者而感到高兴。我这个人有个习惯，也可以说是毛病，就是有母校情结，虽然离开学校多年，但看到厦大老师写的书，只要是看得懂的，就会找来看看，有感兴趣的内容，就会买下。正是这个原因，1998年初看到易中天老师写的一本《读城记》的小书（后来大家看到的那本厚厚的《读城记》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就买下来认真拜读了。那时，我已经来了广州，而且在《新周刊》做事了。
那时候我开始对城市话题产生了兴趣，见了有关城市的书都会看，易的《读城记》是我喜欢的书，虽然简单，但给我不少启发。我当时一直想在杂志上做个城市的专题。提过不少选题都被老板给否了，我心有不甘地提了很多次，终于有一天老板同意做了，并且给了具体的方向——做城市点评，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城市魅力排行榜》。组稿的时候，我首先想到易中天，就打电话向他约稿请他来点评厦门。易很爽快答应了，并说，我们杂志选定的十几个城市，有一半他都可以点评。但最后他给《新周刊》贡献了厦门和成都这两座的评论。其中，我们商定的给厦门的评语——“最温馨的城市”，很得厦门各方面的认同，据说，易老师也因此成为厦门官方论坛和媒体的座上宾，至少在当地名气大增。后来他的《读城记》要修订扩版，需要搜集更多的资料，为此他专程来到广州找我。我利用《新周刊》的资源，为他提供了不少图片。易老师做事非常认真负责，对于借用的图片，通通按城市进行了分类，还一张张作了登记。后来书出版了，他在“后记”里提到这件事，我看到那些图片用得还算妥帖，为他的书增色不少，觉得很光荣。
因为这次合作比较愉快，所以以后有什么合适的话题，我都会把他当作重要的约稿对象，比如他写过《闲话中国人》，我在做《中国缺什么》专题时就约他写了一篇《中国有什么》。写这类文章对易老师而言，应该是驾轻就熟、小菜一碟，不过，一直以来，在《新周刊》和我的眼里，易主要还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读城者，等到2001年《新周刊》做了“向知道分子致敬”专题以后，易中天基本上被定位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城市知道分子”，杂志一旦有什么这方面的话题或者活动，都会请易中天出场发言或者同秀。比如，有两年《新周刊》发布“中国年度新锐榜”，就是请易作为“年度城市”这一奖项的颁奖嘉宾的。而就在这个一年一度的“中国年度新锐榜”中也正好有一个奖项叫“年度知道分子”，易本人也曾在2005年这届入选并获该奖项的提名奖。2004年，《新周刊》在推出“第四城”专题后的第四年，正好赶上杂志创刊8周年，我们在成都做了个“再说第四城”的论坛，也请了易中天做嘉宾。易对成都本来就很了解，那两年和成都方面的接触也很密切，请他去成都忽悠，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次，在《新周刊》搭建的舞台上，易中天纵横捭阖、说古道今、侃侃而谈，和王志纲、张颐武等拥有一流智慧和一流口才的中国一流知道分子一起，把一个通常会单调平淡的论坛，秀得有声有色。
一年后，《新周刊》在重庆搞事，把上次在成都的做法基本上重新拿来复制了一遍，其中也有个脱口秀式的论坛环节，我有意请易中天加盟助阵，在成渝城市文化之争的话题下好好忽悠一把，可惜他没有来成。那一阵其实他正好在成都，好象在做成都市的当局合作，做一些应该是属于“城市营销”或者“城市文化设计”一类的事情，虽说他给了我一个不能来参加本刊活动的非常得体的理由（具体是什么我忘记了），但我现在还一直坚持认为，他不来重庆应酬，是因为他不能白天在成都做事得了成都的好处而夜里转身又到重庆来卖乖来捞好处，好象这样不是很地道的事情，易是不屑做的。
当然，和《新周刊》有交往或者说合作的各路知道分子中，易中天并不是最密切也不是最显赫的，但我在这里单说易与《新周刊》的关系而不说别人，除了易现在后来居上这个原因之外，还因为我和他之间的厦大这层渊源，使得一直以来我都是代表《新周刊》和他保持着别人没法插手的单线联系。我在这里重提易中天以及其他一些当下著名知道分子和《新周刊》交往的故事，是想勾勒出这样一个脉络：“城市文化专家”这一身份是易中天实现其从书斋学者转变成一个社会意见领袖的最早也是最大卖点或符号性的标志，易中天现在因为“品三国”而大热，我知道，其中最关键的契机，不是所谓“研究重心”或“兴趣领域”的转变，而是他以城市文化专家的江湖地位，成为中央电视台著名秀场“中国十大魅力城市评选活动”的评委后，从多年来与平面纸媒（报纸、杂志等）转而进入电视这一强势媒体之后，易中天的固有江湖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猜想他以前肯定经常上厦门或福建的电视节目，但限于地域局限，其影响力也就有限。而在央视这个新的强势平台上，易中天才算是高举高打地完成了自己的形象升值。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书斋走向媒体，是传统知识分子向知道分子转变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易中天做得不算最成功但相当扎实，而从平面纸媒向电视进军——也就是从观点售卖向形象营销转化，是知道分子群体完成其身份定位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易中天脱颖而出，成为电视时代知道分子成功转型的典范。
回顾一下我上面所说的意思，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像易中天这样一个校园书斋里做学问的人，能有这样意识，能够把眼光从对书本上的“死知识”的研究，转到对现实中“活生活”的关注上来，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易中天接受采访时所作的陈述显示，这个转换当初带有一点偶然性和迫不得已的味道，但我老想，要是武汉大学当初给了他一个教授的职称，他很可能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和邓晓芒一样的很活跃的学院思想家。易中天发迹于城市显学勃兴这一社会文化的大背景，而他能够把城市这个活体，读明白，读出趣味、读出感觉、读出门道最后读出生意来，的确是非一般学者所能做到的。而很多人更难做到的则是，他以在城市显学及泛文化评论（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中获取的社会与媒体资源来武装自己，以平面纸媒做铺垫，以城市作为拳头产品，进入了电视。进入电视后，他没有使自己沦为杨东平那样的电视的幕后高参（《实话实说》总策划）——很多知道分子都止步于总策划这个幕后角色，结果只能给央视打工拿些小钱，而是以绝对主角姿态迅速转入前台，把电视变成了自己的讲台，在进入电视后迅速找到新的增长点，并且发扬光大了一种非常电视化的自我营销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方法远非大家所说的“电视说书”那么简单和低层次），这一点，我觉得恰恰是易中天作为一个聪明人值得很多同道好好学习的地方。

 

http://blog.sina.com.cn/u/53e3edb6010005e6 向易中天致敬（上）：电视时代的知识分子

http://blog.sina.com.cn/u/53e3edb6010005j8 向易中天致敬（下）：给所谓“学术”一记响亮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