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阅读范围中，“晚清”是尤为突出的主线。最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张宏杰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计三册。这既是延续此前的主线，也是为了聚焦这个在近现代被反复研究、反复咀嚼、反复学习的人物——曾国藩。
这是一个近代史上的人物，然后在现代还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正如坊间所言，“为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这或许折射出，现在运行的政治，仍能找到曾国藩那个时期的影子，也就是说，我们离真正的现代还有很长的路。这是我读曾国藩的一个基本判断。当然不是说非现代的东西一文不值，我赞同作者的一个判断，“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且从第一册说起。第一册计三编，给我启示良多的是第一编，尤其是“脱胎换骨”一章。在该章之前的“五次耻辱”“用笨人做笨事”“病人”，都昭示了曾国藩的起点之低、资质之平，然后他最终几乎达到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之境。期间“
脱胎换骨”之难，已经不是一般的“成功学”“鸡汤文”所能诠释。
是什么成就了曾国藩？或许他集古人成语作的自箴联可以窥见答案:“强勉行道，庄敬自强。”“强”者，以志帅气，有匹夫不可夺之志，并以“有恒为作圣之基”。于是有了日课，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不知不觉间脱胎换骨、变化气质。相形之下，多数人是怯于立志、难立长志、惰于行志，渐渐就泯然众人了。
第二编是给曾国藩算经济账，感觉可以与吴思的《潜规则》暗通款曲，具体而微地把晚清官场具体运作作了一次解剖。余也身在体制内，读来感触良多且深。曾国藩既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需补充一句，在畸形制度之下，缺少人性温度的清官也注定是畸形的，海瑞实在是尖刻多于清廉——也不是和珅那样的贪官，他是求实的，他的志向并非做清官，而是做大事、做成事。在那样的年代，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官员所能达到的峰值。
这一点，刘瑜在跋中讲得很好，“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去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明的制度管用了，“
潜规则”也只能在制度设定的范围内灰度存在。
最后一遍说的是曾国藩迷信与天命的一面。我觉得，抱以理解之同情的话，这个“迷信”二字要打上引号。一则，人终究是有终极性追问的，在没有宗教等资源可以依靠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失意、忧虑或恐惧时，任何思想资源都可能成为人们想要抓住的一根稻草。再者，确如作者所说，“曾国藩穷尽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精神资源”，而且他做到了“以最广阔的胸怀、最勤苦的态度去对待古人留下的智慧，所以他身上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阔性。”
在这个开阔地带，最核心的还是儒学、理学，这才是他世界观的底色。这将是第二册的主题，且按下不表。
曾国藩世界观的底色是儒学、理学，这在他留下来的大量文字中可以得到印证。《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有个副标题，叫“《曾国藩家书》与曾氏家风文化”，而这些家书是曾氏留下来的文字中特别重要的部分，正好用来观察一下曾国藩的精神世界。
曾国藩是有修齐治平、成为圣人的抱负的，到了盖棺论定之时，他差不多也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曾国藩体悟到了真正的中庸之道。这从他与兄弟(本书第一编)、父祖及子(第二编)、母女(第三编)的互动可以看出。
待人上，他以诚为本。“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但身在官场，他也懂得圆融之道，必要时也会和光同尘、圆滑柔软，“从而能够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但“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比，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
处事上，他英断强矫。“立身当强，待人当弱。做事当进，享受当退。”大多数曾国藩看上去是隐忍为怀，但在必要的时候，他强得有道理也有底气。所谓“从明字做起，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这才成就了他以书生带兵最终挽大厦于将倾的不世之功。他是一个有领导力、执行力和战斗力的书生。
立身上，他淡于利名。带兵时，他说“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发达时，他告诫兄弟“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成功时，他又提醒道，“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诸如此类，皆是东方式的“智慧”，曾国藩知而能行，所以成就了前人、时人、后人都难以企及的功业。这里的功业，不仅仅是事功，而是立言立德。
所以有人如此感慨，“偏偏到了中华帝国的末世，在儒家文化大江东去的前夕，却回光返照地出了一个曾国藩。”（《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的确有趣的很。
: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1》的“自序”中写道，“我想做的，是用细节构建一个立体的曾国藩。”当读完第三册后，我认为作者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此之前，除了杨国强的《曾国藩传稿》一文，我从未读过任何版本的曾国藩传记。读完三册“正面与侧面”后，感觉这就是一部别样的“曾国藩传”。如果说一般的传记是编年体的话，这个则有点像纪传体:第一册记录了曾国藩的精神世界，第二册是关于他的家人，最后这册主角这是他的朋友圈。
观察一个人，从他的朋友入手，绝对是很好的角度。这一册记录了曾国藩朋友圈中的五个重要人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李元度)，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时之雄，在他们的交往互动中，自然也就凸显了曾国藩的秉性、操守、修为。
胡林翼或许是五人当中，与曾国藩相处最为融洽和默契的。胡氏评价曾国藩说，“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胡氏对曾氏的拙诚之道是推许的，更重要的是，两人的理学理念相同，胡氏“在生命走向结束之际，愈加自我淬炼”，在晚年也几近圣贤境界。这与曾国藩是极为相似的。因此曾胡两人，不仅在缔造湘军上彼此支持合作，曾是“湘军严父”，胡是“湘军慈母”，二人更是道义上互相砥砺的良友。
相形之下，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的瑜亮情结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左宗棠一直以诸葛亮自诩，然而在曾左两人当中，左宗棠更像是周瑜而不是诸葛亮。左氏毫无疑问是天纵之才，能够以幕客之身实掌权柄，自有其过人之处；他的刚直激烈、锋芒毕露，在讲究中庸之道的士林官场之中都属于异数；抬棺西进收复新疆，事功也是彪炳千秋的。然而相形之下，左氏的心性功夫要逊上数筹，“好听过头的恭维和爱酷评他人”，终不能像曾国藩那样达己达人、桃李天下。当曾国藩去世时，左氏题写挽联的那一刻，可能才稍微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署名居然是“晚生左宗棠”。
左氏的桀骜，使他无法像李鸿章那样得到曾国藩的“薪尽火传”，成为曾门的“门生长”。李鸿章是曾国藩一手培养的门生，其情商远高于左沈(葆桢)等人，即使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始终视曾为师；能力又胜于曾国荃鲍超等人；更重要的是，李氏一心求“成功”，这是师事曾国藩“成圣”的其中一个分支:立功。李鸿章精力旺盛、敢于任事，使他最终接替曾氏、后来居上，走上了晚清历史舞台的中央。但李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如曾所论，“少荃李鸿章英发，又奈不读书”，李鸿章“最大的问题是学无本源，做事不像曾国藩那样讲求从根本做起，而只是满足于做一个‘裱糊匠’”。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超越曾氏，但他的事业“在大处是失败的”。当然，这“不仅是李鸿章个人的失败，更是一个文明体的整体失败。”
接下来要说到的沈葆桢，堪称是李鸿章的反面，被曾氏门生冠以“绝无良心科第一名”。在两人往来中，沈氏确有以怨报德之嫌，乃至于曾国藩去世后，沈葆桢没有只言片语以示祭挽。凉薄如斯，令人唏嘘。反观曾国藩，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专门这样交代他如何处理与沈的关系:“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其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郭嵩焘分析，沈氏之狭窄乃因过于“好名”之故，应属持平之论。这篇值得略记一笔的是沈葆桢的夫人林普晴，是林则徐的女儿、大大的巾帼英雄。沈葆桢在广信遇危，林普晴刺破手指书成血书，最终求得援军以解危难。经广信一役，沈葆桢名扬天下，实有林普晴的一份功劳。
最后登场的李元度，与曾国藩有“三不忘”之交，即李氏曾经在三次关键的时刻，给予了曾国藩有力的护持。“三不忘”可以说是曾李“一生关系的基石。”曾国藩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六不忘(加上对彭玉麟的“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但是由于李元度文人气质太胜，“带勇实非所长”，导致曾李二人之间出现裂痕，曾国藩爱深责切、三次参劾了李元度。尽管如此，两人友谊的小船是牢固的，终于冰释前嫌、重续旧好。感人的一幕发生在两人最后的交往中。李元度与曾国藩阔别十余载后，想到南京看望曾国藩。就在李元度做着各种准备的时候，曾国藩猝然病。李元度悲痛异常，写下了《哭太傅曾文正师》十二首，读来情深动人。“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这是感念曾国藩的教诲；“有约游吴会，无缘拜后堂”，这是遗憾错失最后一面；“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这是要与曾国藩再结师生缘。
刷完这样的“朋友圈”，曾国藩愈发立体了。如此，怎能不对曾国藩多几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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