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读《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2018-12-03 12:38:59)
又有人按捺不住写起了苏东坡。作者如是说，“十余年间，我不是出于有意的策划，而全然在无意之间，重走了苏东坡的道路，而当书写苏东坡的欲念一点点明朗起来时，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天意。”真的是天意吗？我看是人为的。作者“充满了言说的冲动”，行于所当行，是抑制不住的文思泉涌。
我也按捺不住又读了一次苏东坡。这次作者祝勇给了一个很特别的视角，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从那些“物质性”的历史中——以两岸故宫馆藏为主的11幅苏东坡的书画——勾勒出苏东坡的生活内容与精神世界。这是“与苏东坡之间建立联系的一条隐秘的通道”。我可以想象，在这些书画作品之前，我们与苏东坡分立在时间的两端，他在那头，我们在这头。是“相逢应不识”，还是“相顾无言”？
每一次读苏东坡，都有新的感受。这一回也不例外。这一回，新的体会是重新认识了苏东坡对待命运的态度。我认为不完全是超然达观，更多是随遇而安。譬之以山形，超然达观是他性格中的高峰，而恐惧失意是山谷，构成他性格基本面的是随遇而安。以前只看到了高峰，却没注意山下的平原。
作者开篇讲了一个故事。苏轼(那会儿还不能称之为苏东坡)的第一首诗叫《郭纶》，初入仕途的苏轼，在一个落日苍茫的渡口遇到了郭纶——曾经叱咤河西的名将。“河西勇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名将如美人，美人难免迟暮，英雄终有末路。“年轻的苏轼在那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的劫数，只不过那时的他，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他的内心深处，正风云激荡，还来不及收纳这般的苍凉与虚无，更不会意识到郭纶的命运，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等到他“心是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时，等到他南渡又北归、跨过琼州海峡之时，已经变成苏东坡的他，“是否会想起当年在故乡的渡口见过的郭纶，那个满眼寂寞的末路英雄”？“岁月，正把他自己变成了郭纶”，两个人的命运渐渐交汇，身影渐渐重合。
但苏东坡并不寂寞。
他求进但没有执念。他不会成为理想的人质，像屈原那样纵身一跃；对于赢得政治游戏，并没有很强的执念。这一点林语堂说得好，“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权威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在政治游戏上，苏东坡拿得起也放得下。
放下以后，他能退且没有怨气。“人到中年以后，仍对命运愤愤不平，就显得无聊、无趣，甚至无理了。”苏东坡不会如此。当苏轼变成苏东坡以后，他的骨骼越来越硬、气质越来越柔，他已经能够与岁月、与坎坷、与失意握手言和，把种种遭遇都消融在时光里。
苏东坡有的是随遇而安。他开垦东坡，“买了一头牛，还有锄头、水桶、镰刀之类的农具，那是一个农民的笔墨纸砚”。他是真的当起了农民，而不是像陶渊明那样，把耕作当作审美、把田园当作桃源。
由此，便可以“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在他的文字里，有酒坊主，有卖药人，“四海皆弟昆”。
这样他怎么会寂寞呢？
这样一来，苏轼在苦难崎岖中完成了蜕变，脱茧而成了苏东坡。“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陀思妥耶夫斯基)苏东坡的花朵依次绽放，其中最馥郁芬芳的花朵自然绽放在黄州。如果说拉菲酒是1982年的年份特别好的话，那么1082年(元丰五年)的苏东坡也特别有味道。在这一年，苏东坡先后写下了《寒食帖》、《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苏轼的这种精神世界或者说文化人格，的确可以用顾城的一句诗来形容。那就是，“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当苏轼一贬再贬、日渐不为人识时，他的人格、艺术、精神之美正闪耀着光亮。
这是一种不刺眼的光亮。就像“千里共婵娟”的月光，就像“人间有味是清欢”的蓼茸蒿笋，就像“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沙湖烟雨，都是清冷清欢清淡的意象。
我以为，这就是面对命运随遇而安的姿态。“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命运如何，你放马过来，我全盘接受，精神的、肉体都有处安放了。
这些，是我这次寻找到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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