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一个大号发了个问题：“来说说，你觉得世界上最残酷的三个字。”

我看了两秒钟，写了这样的答案：当年刚跑艾滋病防控口，跟着一个采访对象去佑安，他之前在那里做了初筛。他拿着结果出来时像变了一个人，说：我中了……至今记得他的眼神。

有人看了这个答案觉得很惊恐。其实那只是我要说的一部分，真正值得一提的是剩下的一部分，另一个人的真实经历。

2001年，我做记者进入第二年，那一年我开始跑艾滋病防治口。有一天上网看到一个人在网上连载，写自己因为嫖娼感染了AIDS。这个人叫黎家明，当年只有25岁。

25岁、大学毕业、体面的工作……这一切的美好，在他得到阳性结果时都被彻底击碎。所以这个话题很热，尽管首发的榕树下是个文学网站，但一天依然能得到10万点击。

黎家明当然是个化名。那天晚上我终于拨通他的电话时是个深夜，我们聊了很久，让我至今犹记的有一段话，我问他对未来的打算是什么样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多半会选择自杀，这样可以离开得更体面一些。

那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第二年，网络世界的构建过程和真实生活一样充满了激情和怀疑，徘徊和冲动。那时候传统媒体还牢牢占据着江湖的头把交椅，所以当年黎家明的故事在网上引起的关注，不亚于现在任何一桩热门新闻，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广。

在大多数人对艾滋病依然非常陌生的2001年，这其实是一次出其不意但收效巨大的普艾教育。

因为一直不愿意在媒体上公开露面，一些人开始怀疑他是否真正感染，以致于后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在采访他之前，先带他去了医院，确认阳性后方才架起了摄像机。

但媒体的关注总有热度，热度过后的现场更像坍塌后的废墟。黎家明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废墟。

他刚参加工作不久，并没有太高收入。感染之后进入急性期，需要不时治疗，多少会影响工作。媒体关注热潮过后，文章点击和影响也开始下降，而且那时候付费阅读的时代还没有开始。

2002年他身体开始变差，需要频繁去医院，不得不辞去了工作。收入的中断直接让他雪上加霜，境况艰难。那年底我帮他联系了濮存昕，濮存昕一直是防艾抗艾大使，得知黎家明的情况后多次向他伸出援手，度过难关。

在这一年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刊载在我当时任职的北京青年报副刊版，题目叫《艾滋手记，写到2008》。他说他的目标是活到2008年，能亲眼看一眼北京奥运会。

又过了两年，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前夕，再一次接到黎家明电话，高烧中的他状况很不好，我安慰了他几句，他当时虚弱对我说：“也许支持不了多久了，所以想打个电话给你，谢谢……”

我很想多说几句，但又觉得什么都说不出来。

之后因为生活和工作的跌宕变化，我和黎家明失去了联系。他的电话开始是打不通，后来就成了空号。那些年每到12月1日我就会想，家明现在怎么样了，他是不是还活着。

一直没有答案。

时光一晃就过去十年。2014年春节，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拜年短信，落款是熟悉的三个字，黎家明。

我非常惊讶，马上电话过去，果然是他的声音，但是却非常洪亮：“哈哈，怎么样，没想到是我吧，你还好吗？”

短短20分钟通话，黎家明神采飞扬，不拘泥也不纠结，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很惊讶，然后问起他这十年的经历。他开玩笑一般说，是的，当年有很多次我都以为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坏了，但后来发现，其实还有更坏的等在后面！

他告诉我，2004、05年，他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尽管当时国家已经开始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进行鸡尾酒疗法免费治疗，但由于开始阶段免费药物种类有限，他一直拖到2007年才开始进行抗病毒治疗。

身体逐渐恢复的同时，他开始思考自己感染后这些年的变化，“无论外界的关注还是我自己的内心，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病人，似乎健康生活的所有内容都和我无缘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真的应该这样吗？”

仔细考虑一番后，他断了和所有民间艾滋病关爱组织的联系，恢复了健身、阅读和学习。抗病毒治疗有效地降低了他体内病毒含量，而运动则逐渐恢复了他身体本属于年轻人的活力。

为了更彻底地和过去告别，他换了一份工作，开始以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

就这样，黎家明不仅活到了当年觉得遥不可及的2008年，看到了北京奥运会，还在2014年一步步打拼成为一家著名集团的总经理。

黎家明说，经历过这一切，他真的有种重生的感觉。“这种重生让我改变了很多，工作中遇见再大的困难，只要想想自己的经历，一咬牙也就迈过去了。”

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还是单身，一直没有向家人吐露实情。但现在这最后一个困难也已经能够攻克了——抗病毒治疗到血液检查不出病毒的阶段，艾滋病感染者完全可以通过阻断技术，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所以当年我当年他感染后觉得痴心妄想的种种，现在一一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我要讲的另一半故事，如果一定要安个主题，还是这句话比较合适——

那些你以为迈不过去的人生尽头，其实只是另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