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私塾里，先生常打学生。打的原因，大半不是学生顽皮，而是书读不熟。后来做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记得：“如果背时有些疙瘩，先生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 

　　私塾先生必备戒方 

　　周作人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写着“《中庸》《中庸》，打得屁股好种葱”。对于打这种痛苦，几乎读过私塾的都有体会，文学家沈从文、胡适、郭沫若等都描述过。许多学生所记得的先生形象，就是“先生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做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把丈把长的竹竿，当头打去。屋小而竹竿长，所以书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 

　　当时人的记录中，郭沫若因为身受其害，加以“五四”反对传统、反对私塾的态度，他描述私塾的打最是详细、最见愤恨： 

　　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刑教是很严。 

　　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打法是打掌心屁股。 

　　这打屁股的刑罚真是再野蛮也没有了。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自己抬到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自己恭而且敬挽起衣裳，脱下裤裆，把两个屁股露出来，让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儿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样地在那刑具之下战栗哟！儿童的廉耻心、自尊心，是怎样地被人蹂躏到没有丝毫的存在了哟！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们家里的佣人，我们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讨他的欢心。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刘老么他是很能体贴我们的。他为先生削竹片总是选择嫩的竹子，而且两头都是不当着节疤的。这样的竹片打起人来不大痛，而且容易破。 

　　事实上这种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打法比较起来还要好受些。因为受刑的人是有意识的，他的皮肉已经有接受竹片的准备。最难受的那隔着帽子隔着衣裳的乱打。隔着衣裳的打法在冬天是不大适用，总是在夏天。那单薄的衣裳、单薄的便帽怎么也抵不着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编篱栅的细竹。 

　　父母看在眼里却爱莫能助 

　　传统中国人普遍相信打的作用，郭沫若记当时俗语说：“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宋末的《三字经》有云“教不严，师之惰”，教师以做严师为骄傲。父母亲人也普遍接受严师出高徒的观念，所以几百年来，许多父母是痛在心里，而眼巴巴看着儿子受罪。 

　　郭沫若记： 

　　我最忘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 

　　那在发蒙以后怕已经有一两年了，先生是爱用细竹打人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胞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了一顶硬壳的旧帽子给我，里面是有四个毡耳的。 

　　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天的价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帽子来。有一天在进学堂的途中他给我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就这样打得一头都是胞块，晚上又不能就起枕来。我们母亲这回也没有办法了。 

　　抗日战争时曾参与两次上海抗战及长沙战役的张治中将军，永远忘不了一段回忆： 

　　夜深更静，我还没有放学，我的母亲不放心，体念一个还未满十岁的儿子，一个清瘦的小孩子。她常常深夜一人悄悄地站在书房门外，从壁缝里，门缝里，看到我读书的疲倦情形，等我放学出门时，她就不禁拉着我的手流下泪来了。慈母之泪，真是人间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啊！ 

　　当时的父母大抵是抱着希望儿子成才的心情，来忍受打和罚的痛苦。而小孩子，则以逃学为抵抗。沈从文常常逃学，家里不大明白他逃学的原因，反以为是教师太宽的过失，因此又为他换一个教师。 

　　读书好坏不是打或不打的理由 

　　没有被打的，也不是没有。史学家黎东方的母亲一开课便向老师嘱咐过不要打，有佣人看见，还会叫先生不要打。普遍而言，这是宠孩子的关系。另一种不是出于宠，知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挨过一次打后，他的爷爷对先生说“会教的先生用不着打的”，以后就一直没打了。赵元任属官宦之家，自然也是书香世代，他的爷爷也是读书出身，对于如何教得好，似乎有一套看法。事实上，家长若对教学有想法，并与先生商量，小孩一般就会有较好的待遇。 

　　出身的好坏又或地域的远近，似乎不是打或不打的因素。书香世代的赵元任不打，蒋梦麟打；贫苦的齐白石名画家，生长于湖南乡间，打得少，张治中打得多；住地偏远的沈从文（湖南）、郭沫若（四川）打个不亦乐乎，文风茂盛的江浙地区中，苏州的作家包天笑与浙江的蒋梦麟就各有不同的遭遇。同在安徽，胡适与两个堂兄弟待遇不同。甚至读书好坏也不是绝对的标准，沈从文、张治中、郭沫若天资都不笨，却常挨打。 

　　张治中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的业师是他的叔舅，他没有功名，但自小苦学，一天到晚诵读写作，对学生也很严，背四书五经要连朱熹的注一起背，背时偶然停一下，手上的厚板就打下来，连张治中这样没有躲懒的学生也被打得额角留一道创痕，就是这样的业师，大热天拿扇子为熟睡的张治中驱蚊，使张治中心中感谢不已。 

　　《书经》最难背 

　　史学家蒋廷黻回忆上课的情况： 

　　我把书交给老师，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已经会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声朗诵，直到记牢为止。 

　　因为《三字经》有韵律，句子短，所以记起来并不困难。每句念若干次，我认为可以丢掉书本背得出来时，再拿书到老师那里，背朝着老师和书本，背诵书中的原文。老师认为我真能背诵了，于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 

　　本来儿童的记忆力强，加上《三字经》、《千字文》这些蒙学书都是句短而有韵的，所以背书不算很苦。到了背四书五经，就渐渐进入苦境。四书之中，《论语》、《孟子》比较易背，虽然不讲解，但学生略有一些认字基础，还可以有个概略，《中庸》则不易对付了。五经之中，《左传》较受欢迎，《诗经》也还可以。至于一致认为难背的，大抵是《书经》。 

　　这种囫囵吞枣的背诵，全国情况差不多。为什么当时会流行只背不解呢？蒋廷黻这样回忆背书的好处： 

　　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所需。 

　　○摘自《再见童年》    张倩怡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