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理学：被忽略的与被追问的 

2006年11月14日 

——来自第13届全国激光物理讨论会的报道 

　　一个坚持了26年的会议 

　　1931年夏天，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教授尼尔·戈登组织了一次注定影响深远的会议。会议的初衷，是将在特定领域做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们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能深入地从各方面讨论该领域最新的进步，并激发新的研究方向。

 　从1931年到1947年，会议主要在马里兰州的切萨皮克湾地区和霍普金斯大学举行。为寻找更清静的地点，会议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移到了吉布森岛。与此同时，会议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联合，形成AAAS—吉布森岛化学研究会，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49年戈登去世。 

　　后来，为表彰戈登的贡献，会议被命名为戈登研讨会。1956年，戈登研讨会在新罕布什尔州组建成非营利、免税的公司，致力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现在，戈登会议已成为全球学术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在全球华人物理学界，也有这样一个中国版的戈登会议——“全国激光物理讨论会”；不过，会议不在大洋彼岸，而在中国。重要的是，研讨会吸收了戈登会议的精神传统——有充分的讨论和交流，鼓励批评和评议。 

    会议的倡议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教授沈元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国桢、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章志鸣，首届会议1980年在青岛举行，之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这一坚持，就是26年。 

    以“充分讨论和交流，鼓励批评和评议”为精神内核的会议显然不是“推杯换盏”和“田园牧歌”式的。10月21日至24日，在湖南省张家界市举行的第13届激光物理讨论会上，《科学时报》记者感受了会议的严肃味道。

　  章志鸣称这次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因为会议的组织领导工作交给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杰、复旦大学教授徐雷、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局及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叶军，以及美国伦塞勒多技术大学教授张希成。 

   　 叶军的表态谦虚而温和：“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交流更活跃。” 

    　但与会者却深知这句话的“潜台词”。复旦大学光学系主任钱列加教授说：“每次参会都非常高兴，也很紧张，比参加重点学科和基金的评审更紧张。因为，这是在真正的同行面前接受评估。” 

    　追问：除了课题、文章、设备外还有什么 

    “你们的研究方向是什么，10年后的眼光在哪里？你的报告像白开水，没有特色。一个学科要发展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必须有长远眼光。”——叶军 

  　 这是某大学物理学院光学学科网站上一段格式化的介绍性文字： 

    “光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实力，是'211’工程重点支持的学科，也是国务院首批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权专业和博士后流动站。该学科经过多年的工作积累，形成了一支具有较深学术造诣、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师资队伍……已承担了多项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重点研究项目……形成了既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又注重应用研究的特点和优势。”

    但在本次会议上，这段文字和该院光学教授对13个实验室的介绍并没有让复旦大学教授徐雷“解渴”：“直截了当，我想问，为什么你们不同的实验室却在做相同的实验？你们的实验室是如何分工的？” 

  　沈元壤的追问也“步步紧逼”：“你的报告让我惊讶得不得了，我想知道，你们的实验室除了有课题和发表文章外，还有没有更大的目标？重点发展方向是什么？” 

   　叶军对对方的回答很不满意，并继续追问：“你没有回答老沈的问题。你的报告像白开水，没有特色。一个学科要发展成世界一流水平，必须有长远眼光。刚才提到的实验不错，但没有真正解决基本问题。我的建议是，做些调研，根据自己的特长，将几十个方向减少为一两个方向。只有你们解决了世界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们才能站到最前沿的地方——我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讨论过长远的计划？有没有长远的眼光？” 

  　  作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光物理实验室主任，张杰同时还是中科院基础局局长，但在汇报了实验室的工作后，同样受到尖锐的追问。 

  　  沈元壤问：“物理所凝聚态物理是强项，但你们做材料却没有利用这个优势，光学与物理所实验室的关系也不是很密切，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们有的工作做得很漂亮可有些课题组差不多做了10年，现在还不清楚应该深入到什么问题上去，比如光子晶体，下一步做什么？如果做基础理论，到底做什么样的基本问题？如果是实用，那实用的方向在哪里？” 

  　  杨国桢曾经担任过物理所光学实验室主任，他说：“老沈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应该反思一下现在的某些研究方向，虽然'活’得不错，但要获得进一步的高标准的发展是有问题的。物理所或光物理实验室不应跟着别人走。” 

   　 在接下来的研讨中，叶军毫不客气地评价了另一所大学光学研究所教授所作的工作报告：“你们的手段有了，可物理思想在哪里呢？听了报告的感觉是：你们有很多大炮，但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打!” 

   　 这位教授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给研究所配备的一批先进仪器设备，如近场光学显微镜、周期量级飞秒激光系统等。而且，该所先后承担了国家“973”项目，“863”项目，国家攀登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重点和杰出青年基金等重要科研任务。当然，该所报告中也提到：“现在的问题是工作偏技术，实验数据多，理论分析少，很多东西都弄不明白，希望与外单位合作；研究方向很散，研究所十多个人，一个人一个方向，新进一个人就新增一个方向，但方向该如何集中，又该往哪个方向集中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叶军建议：“应该先明确方向，有了物理思想，再去买仪器，而不是买了仪器之后再瞎碰瞎撞。应该培养学生搭建仪器的能力，没有物理思想是搭不出激光器的。”他现身说法：“我的实验室是买来激光器再让学生搭建，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物理思想，做前沿工作。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应该聘请真正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给他们鼓励和支持。要有自己的物理思想，仪器是为物理思想服务的，不要成为仪器的奴隶。” 

  　  叶军一语中的：“实话实说，真正好的思想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听来，因为人家已经做了。所以，一定要有自己核心、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我宁愿卖掉所有的激光器，也要找到最好的人，这是国内体制上的问题。”他的建议是：“不一定要引进理论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家根据直觉想出来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真正的前沿究竟在哪里？ 

    　“我们的大学正在创办光学系，地盘有了，经费也有了，但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在会议评议阶段，一位教授请大家提建议。 

　　  沈元壤问：你们办光学系想做什么？ 

　　  答：产学研结合。 

    　沈元壤问：你们有条件全都做吗？ 

    　答：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叶军问：你们办系的方针是什么？是与北大、清华竞争呢？还是办一个小系，做某一方面的工作？ 

    　答：如果能与北大、复旦竞争当然是很好的。 

  　  真正的前沿究竟在哪里？又应该怎样去找呢？ 

  　  沈元壤首先批评了所谓的热门课题，他说：“大家都喜欢做所谓热门课题，我们开玩笑说，如果美国要打败日本等其他国家，一个办法就是想出一个永远也做不成的题目，花一笔钱下去，让其他国家跟着做，然后自己过几年就撤，让别的国家继续花钱下去，这样就会将其他国家都击败了。” 

    　“所以，根本没人看得出热门课题的前景究竟怎样？要想在国际上让人家注意，最好是有自己的新方向；当然，新方向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但'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如果不同领域的人能够多交流、多讨论，就可能从交叉领域中冒出一个新的问题。” 

   　 杨国桢曾担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他接着沈元壤的话说：“10多年前老沈提出，物理所能否不只做跟踪性工作，做一些完全自己感兴趣或由灵感产生的题目，但现在看来这样的题目实在太少太少。中国的一些主要研究机构应该有意识地引导这些题目的产生，提高研究标准。” 

  　  杨国桢曾主持过“十五”期间物理学进展中光学部分的设想报告，他的建议是：“不要迷信报告中那些所谓的前沿，太迷信了，将造成谁做谁水平低。什么最重要？每个项目都要有自己的新东西，而新东西往往不是最热门的，如果这方面的工作得不到支持，就会给中国科学造成很大的问题。” 

    　他的意见是：“一个研究所所长或学院院长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完全能够做自己认为是合理的工作。完全按国家的一般政策走而不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从来就是没出息的。因为国家的政策是平均值，而所有的科研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每个单位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长远发展目标。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没有自己的见解，这个单位的成绩最多是平均值。” 

   　 研究生教育：要培养实实在在的动手能力 

    　我们每年要评优秀论文，全部要看文章的篇数和档次。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学生最好，但按现在的评价标准，这样的学生不一定能被评为最好的学生。——詹明生 

    　对任何一门学科的长远发展而言，后续人才问题都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坎儿。研讨中，关于物理学研究生的培养问题很自然地进入与会者的视野。杨国桢首先指出：“现在物理学研究生培养的问题很大。毕业后送到国外的研究生，依赖性很强，创造性不高。”

   　 叶军没有分析其中的原因，而是直接谈了自己的建议：“做学生时一定要踏踏实实在实验室里做事情。而且要读论文，出去开会，每件事都要做好。自己多想，然后再到实验室去做，要培养学生的眼光。这样，十年多后才会逐渐培养出自己的品味，这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能是为毕业或交差而工作。” 

    　叶军对过多依赖仪器的弊端非常痛心：“买那么多仪器有什么用？一定要让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怎样用仪器，坏了自己能修；如果不能修，原因在哪里？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在培养自己的物理学家。现在，许多学生追求虚的东西，这里发表一篇文章，那里发表一篇文章，毕业后却没获得真本事。” 

    　“学生不做仪器，教授要负大部分责任。现在是有想法的人没设备，拥有大批设备的人没想法，这是怎么回事？”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程曜提出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 

   　 “买仪器又被仪器拖累了。”叶军的实验室每天至少会收到两封申请博士后的信，但自荐信上写的，无非是自己能操作什么公司的激光器，而不是说自己做出过什么仪器设备，“这是很大的弱点。一定要培养学生干实事的精神，尤其是博士生，前两年要让他们自己搭建系统，即使买得到的仪器也要让他们自己搭建，这样才能培养出他们的自信心——靠自己的双手确实能做出东西，以及务实的精神和真正能在实验室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要培养这种能力，这对下一代的物理学工作者非常重要。”他建议基金组织为真正出色的做实验的研究生提供4至6年的奖学金，让他们有一种荣誉感，鼓励他们做艰苦的工作，为中国培养一批中坚力量。 

   　 “学生不愿做实验是环境造成的，可环境又是谁造成的呢？”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詹明生的问题尖锐起来：“具体点儿，我们每年要评优秀论文，全部要看文章的篇数和档次。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学生最好，但按现在的评价标准，这样的学生不一定能被评为最好的学生。做实验、搭建设备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再做实验、解决问题或得出结果也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但评优秀博士往往要看文章。事实上，只有做纯理论的学生，才可能会在两年内在《物理评论快报》(PRL)上发表文章。而对做实验的学生来说，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做出像样的东西不容易，在PRL上发表实验文章不容易，但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真才实学，恐怕也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比的。以前缺文章时就评文章，现在是不是该转到别的指标上了？” 

 　   叶军给詹明生的这番话作了“注解”：“不看文章是不现实的，但文章不是唯一的，还要看学生的潜力、风格、品位以及所做工作的难度。比如去年获得美国物理学会最佳年度博士论文的一名学生，在7年时间里只写了两篇文章，但他测出的某个常数的精度比其他人高10倍，毕业时就写了一篇PRL的文章，这篇论文获得了奖励。我觉得重心恐怕就是要培养学生干实事的精神，不要先设一个框架，再将自己往里面套。标准是需要的，但要灵活公正。” 

    　怎样做出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这是一段有趣的问答。 

   　 “实验室现有发明专利X项，发表SCI论文X篇，影响因子在X以上的论文有Y篇，说明我们的工作很有成效。”这段话来自某大学光电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汇报材料。 

   　 问：哪项工作最有价值？ 

    　答：对学校来说，哪个钱多，哪个就更有价值。 

   　 在会议集中讨论时，徐雷提出的一个问题引起与会者深思：“现在发文章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发PRL的文章也不是大问题了。接下去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在国际学术界提高竞争力？” 

   　 张杰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是从短缺经济时代过来的，在争取经费时大家都有一种饥饿感。我本人回国后饱受无钱之苦，到处去申请。现在情况有很大改善，应该考虑研究的水平了。中央政府提出，未来5年我们科研经费的增长速度是23%。这么大的投入力度，在全世界的科学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政府这样大幅投资科研，到2020年时，如果我们GDP的总量排在世界前3位、科研投资也排在世界前3位，纳税人一定会问：我国的科研水平是否也排到了世界前3位？如果没有，那将是一个'灾难’。” 

  　  钱列加在汇报复旦大学光学系工作时说：“我们一直忙着做着急的事情，而不是做最重要的事情。” 

   　 杨国桢也说：“近几年研究经费增加很快，如果我们的研究仅停留在数量的增加上，是说不过去的。”詹明生表示同意：“这些年大家都忙于找钱、扩建学科等，现在经费不是大问题了，除了发表文章、参加国际会议，是回归做国际水平工作的时候了。” 

 　   但是，究竟该如何在国际学术界提高竞争力呢？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可能远远不止学术界。 

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