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医患关系，总体而言，和谐指数相对较高。因为古代社会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医生的口碑很重要。当时人口少，人们活动范围也有限，医生医疗技术和医疗道德的好坏，广大人民群众容易知情，进而可以用脚投票，无良医生，就容易被淘汰。比如在纪晓岚大学士的家乡，就有这么一位庸医，自视为国医，架子大，出诊要轿子抬，大鱼大肉招待，但经常出医疗事故，结果把口碑搞臭了，没人去他那里看病。这位老兄一时想不开，便生病故去了。纪晓岚听说后，写了一首诗：“半路充国手，开方乱画符。出门须坐轿，吃饭要有鱼。不明财主弃，多故病人疏。怜君九泉下，冤鬼扯髭须。”由于民众有较为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加上患者的诊疗，一般是由一名医生全程负责，责任比较明晰。故而医生就比较规矩，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诊金当然也要收取，但过度医疗谋取钱财这一类的事情，终归是少的。

但也有不和谐的地方。比如有些人，特别是权贵，对医生不信任。如我们熟悉的扁鹊与蔡桓公的故事，桓侯自信“寡人无疾”，认定扁鹊是为了沽名钓誉。其结果是丢了性命。后来有医生喟叹：“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就是说，权贵们总是自作聪明，怀疑医生，不配合治疗，故常常治而不愈。受到怀疑也就罢了，还有更为残酷和血腥的：有的医生因为看不好权贵的病而被治罪。唐懿宗的女儿病死，包括多名医生在内，有20多人被杀头，包括医生家属在内有300余人被送进了监狱。

但更多的问题是医生方面的，诸如医生过多收取钱财，却误人性命的，鲁迅先生便深受其害。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先后看过两个医生，两位医生的诊金不是一般的贵，“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药方中的药引不是一般的奇特：“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或者，“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如此周折，能看好病也就罢了，但结果折腾了几年，鲁迅先生的父亲一直沉疴不起，最终撒手归西。而两位医生的态度却是不一般的超脱，第一位“看了两年，毫无效验，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第二位医生医了很久也不见效果，便说“医能医病，不能医命”，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医患关系何以出现诸多乱象，无非是一个“利”字在作怪，康熙皇帝对此看得很清楚，批评道：“今之医生所学既浅，而专图利，立心不善，何以医人！”在西方，医疗总是跟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医术也被看做是“仁术”，但一旦医生利欲熏心，“仁术”就变成“忍术”，残忍的“忍”。


本文发表于2011年11月12日《温州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