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先生保护粤语的热情有目共睹，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为了渲染粤语的危机，陈扬先生振臂高呼“但愿粤语不要变满语”。看到这个文章标题，我不禁感到错愕。再看看文章内容，且不说其观点如何，很多言语就是在常识上都站不住脚。
　　满语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跟汉语不是同一个体系，而粤语则是一种汉语的方言，是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好比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而说粤语的人绝不是粤族，仍然属于汉族。陈扬先生将粤语比做满语，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实质上都夸大了粤语和普通话的差别。事实却没有这么夸张，笔者当年从北方来到广州，感觉到粤语比英文还难懂。但没过几年，凭着对于英超和TVB剧集的热情，无师自通，通过看电视基本上学会了听懂粤语。试想一下，把我放在一个非汉语环境中，不管是英语的还是满语的（假设还有的话），如果没有专门的学习与训练，就是看上100年电视，也不可能达到听懂的程度。也就是说，粤语和普通话，归根到底还是汉语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是息息相通的。
　　陈扬先生说，“100多年前满清王朝在世界上是如何强盛，如果那时有人说满语会消失一定会被当成疯子。”事实上，100多年前，凡是有正常智力的人都能够判断出，满语的结局大约就是消亡，认为满语繁荣昌盛的人才会被人当成是疯子。作为晚清四十年实际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就已经不太懂满语了。实际上满语的危机在更早时候就出现了。乾隆皇帝就经常为满族子弟不会讲满语，不会写满文而感到忧心仲仲甚至愤怒，并多次出台政策，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但收效甚微。辛亥革命是压垮满语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很多满人如惊弓之鸟，都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人，更不用说讲满语。因此除了东北少数地方外，满语于是灰飞烟灭。
　　陈扬先生一直在暗示，是行政权力的过多介入导致了粤语的危机。但满语的兴衰告诉我们，事实恰恰相反。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满语的地位，用尽了各种手段，但收效甚微。可见，政治权力对于语言存亡影响终归是有限的（用暴力手段另当别论，但这在当下的中国和广州，是不可能发生的）。满语的式微，归根到底还是其作为一种语言，脱离了其生生不息的土地和文化，打一个幼稚的比方，满族人就像蒲公英一样飞到全国各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族群，在世世代代的生息生息繁衍中，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文化，选择了最方便于当地人群交流的方式。于是在北京的满人讲北京话，在广州的满人，讲广州话，周星驰演绎的苏乞儿固然纯属虚构，但当时广州旗人操流利的粤语，却是事实。文化力量之强，此系一例。
　　从满语故事受到启发，我对粤语的前景觉得十分之乐观。事实上，推普工作开展了几十年，还没有听说把那个地方的方言给消灭了。鄙人之家乡，既无家乡话的广播电视，学校老师也是清一色的普通话（下课有没有禁止讲普通话我倒是没有调查），但我上小学的侄女给我打电话，一开口就是“三大”，还是纯正的家乡话，无论是我和她，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家乡话要消亡，我们准觉得这人是个疯子。
　　而粤语，我也深信其长久的生命力。因为粤语，过去现在将来，都有岭南这一方水土滋润，生于斯，长于斯，必将生生不息。更为重要的是，还有热爱和承载粤语的人民，也在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中，将粤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推普的工作并非没有问题，比如禁止学生在课外讲粤语，我也极不赞成。但推普，更多的是对广州人的帮助，从老一代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州讲普通话”，到现在年轻一代“国粤语流利”，难道是件坏事？我不相信，因为个别的小学生听不懂黄俊英的相声，粤语就危机了。事实上，就算是北京的小学生，也未必能听懂马季，铁岭的小学生，也未必能懂赵本山。原因很简单，他们年龄太小了。过几年，他们全都能够听懂，能够会心地一笑了。
　　此次由于纪姓政协委员的一个提案，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风波之起，与陈扬先生对于该政协委员言论之过度解读不无干系。我也反对纪委员的提案，因为这无异是用纳税人的钱给政府做形象工程。但其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提案，而且已经遭到其他政协委员的反对。距离政府的实施，道里何止以十万八千里计。但陈扬先生的解读中，就已经什么“天坑”，好象政府已经磨刀霍霍向粤语，进而造成了很多人“誓死保卫”的气氛。在陈扬先生一手发起的这一场面对假想敌的斗争中，陈扬先生又一次大获全胜，再一次成为受万众欢呼的英雄。但当他成为赢家的同时，那些外来的、同样热爱广州，热爱粤语的人群受到了伤害，可知否？一个城市族群之间的隔膜不是消融了，而是加重了，可知否？作为英雄和名人的陈扬先生，名与器应当慎用，可知否？
　　
　　 本文发表于2010年7月12日《信息时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