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头几年是在山里渡过的，确切地说是在大兴安岭脚下的小城渡过的。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沿街的墙上贴满了漫画和或黑或红的大字，那字写得跟我们语文老师在报纸上涂的字差不多。至今记忆最深的漫画人物是那位鼻子大大鼻尖红红头发稀稀的老头，这个老头儿往往显出极度惊恐的样子，在他的头顶或后腰上，雷霆万钧地砸下一只吊车钩般大小攥得死紧的拳头。尽管后来我们弄清了这个老头儿的来历，但是当时只知道他是汉奸、工贼，反正和蔼可亲的班主任上课时一提起他，就握拳在胸，一副坚强不屈的样子。同学们隔三差五地在操场上集合，大人喊什么我们喊什么。操场最前面一个不能睡觉的帐蓬顶上挂着大喇叭，当时的我觉得世界上第一神奇的是民兵叔叔“杀，杀”时用的步枪，第二神奇的就是这牵牛花似的铁家伙，它里面的声音让许多大人们都敬若神明。有时正在睡梦中，就被大人弄醒。推开房门，只见前面的操场上灯火通明，红旗招展，几只壮威鼓如巨浪击岸一声迭一声地狂敲不止。人们如过年一样，从操场出发沿着小城的大街一路吹打下去。这种事情此起彼伏，后来我和许多小伙伴全都对此波澜不惊。
孩子们尽管生长在那热血沸腾的年代，但是他们心中的世界是大人们难以体味的，尽管人人都有童年，但是不同时代的童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在学校里对着领袖像喊口号时，心里多半在盼望着放学，尤其是夏季天长的时候，我们会玩到月亮也要睡去了。当时哪位小朋友要是有个火柴盒大小的卡车，几个人就会在土堆上为它修路、为它建库，流涟忘返地玩上几个小时。记得八岁那年回了趟南方，在上海的商城里我一眼看中了一台象现在鼠标那么大上面粘了个外国洋娃的小轿车，于是拿到手里久久不放，最后索性跑得远远的，母亲只好笑着付了钱。当时饿不着，也冻不着，但是，那家东方红商场旁卖麻花的饭店（相当于现在的小吃部）成了我天天企盼的地方，于是，每周六2毛钱一根刚炸出锅的麻花成了我的定餐，运气好时，几个小伙伴会隔一段时间轮流请一次客，两根麻花四、五个人分享。
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大山上花红草绿，大肚蝈蝈欢欢地叫着，草丛中红红的高梁果甜入心脾。登到山项，回头一望，全城尽收眼底，立时便有了英雄的感觉。严冬季节，各色年令的愣小子们便戴着花白的狗皮帽子，扛着用板条、铁丝自做的爬犁向山顶进发。许多人做的爬犁前面带着可控制方向的“飞机头”，座位下安着手闸。一声呼啸，从山顶沿坡而下，卷起白雾阵阵，胜似金戈铁马。
转眼30年过去了，放眼望去是不见边际的原野，山的影子已成了记忆中的定格，由此我常常怀念留下童年足迹的远方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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