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素食者

     我们应当让亲友意识到动物歧视对非人类动物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教育我们的孩子，关心所有的有感受力的生命个体；我们应当为动物的利益公开提出抗议，只要有起作用的机会就去做。但还有另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能做，这就是支撑我们为动物的利益所做的所有其他活动的基础，使我们的活动言行一致、富有意义。这一件事是我们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尽我们所能使生活避免残忍。这第一步就是停止吃动物，但许多反对虐待动物的人在成为素食者这条界线面前止步不前。18世纪英国人道主义文学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说这种人是，“他们同情，可又吃他们同情的对象。”¹

    单就逻辑上来说，既同情动物又要利用它们来满足口腹的欲望或许并无矛盾。如果一个人反对使动物遭受痛苦，但不反对在动物无痛的情况下被杀死，那么这个人就可能坚持吃那些活着时没有痛苦、又在迅速而无痛苦的条件下屠宰的动物。可是在实践上和心理上，一个人既对非人类动物关心，又继续在餐桌上吃它们，是不可能调和的。假如我们准备剥夺其他动物的生命，只是为了获得特别的食物来满足我们的口味，那么，这个动物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我们目的的一种工具。无论我们的同情可能何等的强烈，总归有一天我们还是把猪、牛和鸡看作我们使用的物品，而且当我们发现要继续用付得起的价格去购买这些动物的身体作为食品，就必须对它们的生活条件做些改变时，我们就不大可能认为那些改变过于苛刻。工厂化养殖只不过是把技术应用于“动物是为了我们的目的”的工具这个观念。我们十分珍视自己的饮食习惯，而且习性难改。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利益令自己相信，关心其他动物并不要求我们不吃它们。没有一个有吃肉习惯的人，在评价动物的饲养条件是否造成痛苦上能够完全摆脱偏见。

   大规模养殖食用动物而不造成很大的痛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不用集约饲养法，传统的养殖都要使动物遭受阉割、母子分离、打乱社群关系、打烙印做记号、往屠宰场运输和最终被屠宰等痛苦，因此，怎样能够养殖食用动物而又不造成这些痛苦是很难想象的。或许小规模养殖有可能做得到，但这种方式养殖的肉类不可能满足今天大量城市人口的食物需要。要是真有可能做到的话，这种方式生产的肉要比现在的市场价格高出好多倍，更何况饲养动物已经是代价高而无效率的生产蛋白质的方式。平等考虑动物的福利所饲养和屠宰的动物，其肉品只能是富人才能享受的菜肴。

不管养殖动物不造成痛苦在理论上是否可能，从屠户肉案上和超市买的肉，其实都是来自生前饲养时一点也没有得到真正照顾的动物。因此，我们必须问自己的是，“吃这个肉是对的吗？”我认为，反对不必要屠杀动物的人和只反对使动物遭受痛苦的人必须联合起来，给予相同的回答：说不。

做素食者决非只是一种象征性姿态，也不是企图把自己与丑陋的现实世界分离开来，洁身自好，因而无须对放眼皆是的残忍和屠杀承担责任。做素食者是一个十分切实有效的步骤，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结束非人类动物遭受屠杀和痛苦而努力。假设此刻我们只是反对造成动物的痛苦，而不反对屠杀，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终止上一章所描述的集约法养殖动物呢？

   只要人们还去购买集约饲养生产的肉、蛋产品，通常形式的抗议和政治行动就不会导致重大的变革。这并不是说抗议和政治行动等常规的途径没有用处，应当放弃，相反，这些是为有效改变动物的待遇而进行的整个斗争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在英国，特别是像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等组织，已经把问题暴露在大众面前，甚至成功地结束了小肉牛的窄栏饲养法。最近，美国的动物福利社团也开始鼓动大众关心集约法养殖动物。但是，单有这些办法还不够。

靠大量剥夺动物来赚钱的人无需我们批准，但他们要我们的钱。养殖工厂要求大众支持的，主要是购买他们所生产的动物肉。（许多国家政府的巨大补贴是另一种支持。）只要他们能把集约养殖的动物卖出去，他们就会继续使用这种养殖方法，从而就有对抗政治上进行改革所需要的资源，他们就能够对批评进行辩护，声称他们只是提供大众所需要的产品。

    因此，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停止购买现代化养殖场的产品，即使我们还不相信吃生前活得愉快、死时没有痛苦的动物是错误的。素食是联合起来进行抵制的一种形式。对于绝大多数素食者，这种抵制是一辈子的事，因为一旦打破了吃肉的习惯，他们便不再认可为了满足自身微不足道的口味欲望去屠杀动物。但是，对于只是不认可使动物遭受痛苦而不反对屠杀的人，抵制今日屠户和超市的肉类，也是无可逃避的道德责任。在我们对肉类和动物工厂的全部产品进行抵制以前，我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对现代化养殖场及其养殖食用动物所采取的残忍行径的持续存在、繁荣和发展，起支持和推动作用。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物种歧视的影响直接侵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对非人类动物的关怀是否真诚必须接受检验。这里我们有机会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而不只是向政客们诉说，希望他们去做什么事情。对远离自己的问题表明立场很容易，但对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像种族歧视一样，物种歧视就现原形了。我们一面在抗议西班牙斗牛、韩国人吃狗肉或加拿大人屠杀幼小的海豹，一面又继续吃母鸡在拥挤不堪的笼子里生下的蛋，或者吃小牛肉，这种牛犊生前被剥夺了母爱和适当的食物，关在狭窄的牛栏里，连自由地卧倒和伸腿都不行。这种情形正像有人一面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同时又要求邻居不要把房子卖给黑人一样。

为了使素食的联合抵制的作用更有成效，我们不要怯于说自己拒绝吃肉。在什么都吃的社会里，素食者总是被人问起饮食与众不同的原因，有时可能招致不快，甚至令人尴尬，但这也正好是个机会，告诉大家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的对动物的残忍。（我第一次从一位素食者那里听说工厂化养殖场的，这人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他为什么不吃与我一样的食物。）如果抵制是终止对动物残忍的惟一途径，那么我们必须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抵制。只有我们自己做出榜样，抵制才能有效。

     人们有时说，他们买肉时动物已经是死的了，企图以此为吃肉辩护。这种话我经常听到，说话的人常常也十分严肃，不过一旦我们把素食当作是一种抵制行动时，这个合理说法的缺点便显而易见了。当西泽·查维斯为增加葡萄园工人的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而努力，发起抵制葡萄的运动时，由非工会组织廉价劳工所采摘的葡萄已经充斥在商店里了。这两种情况一样，我们并不能使采摘那些葡萄的劳工再得到工资补偿，也不能使已死的动物复生；抵制的目标并非要改变过去的既成事实，而是要阻止我们所反对的状况继续下去。

我强调素食在抵制上的重要作用，读者或许要问，如果抵制不能扩展开来，而且证明效果不好，那么做素食者是否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但是，在没有成功的把握时，我们常常必须试一试，如果这是反对素食所能提出的全部理由的话，那就不成其为反对的理由。因为，要是他们的领导人还没有经过努力就保证成功，就不会有哪一个反对压迫和非正义的伟大运动存立于世。然而，就素食运动来说，即使整体上的抵制尚未成功，但我认为通过我们的个人行动，确实也达到了一些目的。萧伯纳[2]说过，在他的送葬队伍中将有大批的羊、牛、猪、鸡和鱼群，所有这些动物因他素食而免遭屠杀，对他表示感激。虽然我们不能说出哪一个动物因我们素食而受益，但可以设想，我们的素食和原有的许多素食者加在一起，将会对工厂化养殖和屠宰食用动物的数量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假设是合理的，因为养殖和屠宰的动物数量取决于这个过程的盈利大小，而盈利则部分取决于对产品的需求。需求越小，价格越低，盈利也就越小；盈利越小，则养殖和屠宰的动物也会越少。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可以从家禽商业报刊上公布的数字中很容易找到，例如，鸡肉的价格与养鸡场里开始痛苦生活的雏鸡数量有直接的相关。

    因此，素食确实比大多数其他抵制或抗议运动的作用更为强大。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而抵制南非产品的人，除了迫使南非白人改变其政策外，什么成就也没有。（虽然不管结局怎样，这种努力都是很值得做的。）素食者不论生前是否能亲眼见到他们的努力会导致一个广泛的抵制食肉运动，从而终止养殖场的残酷行径，但他们相信自己的行动确实有助于减少动物的痛苦和屠杀。

   此外，做素食者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素食是用实际行动来驳斥对工厂化养殖的辩护，这种辩护司空见惯，但完全是荒谬的。时常有人说，工厂化养殖方法是为养活急剧增长的世界人口所必需的。由于揭露这个真相如此重要，以致我将暂时撇开本书的动物福利主题，来简略讨论食物生产的基本问题，尽管我在本书中强调的动物福利完全独立地作为提倡素食的理由，也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