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去机场接连爷爷。在那里，果然见到了曹先生。昨晚我们大公报几个同事在中关村白家大宅门请曹先生吃饭，顺便交流交流。曹先生问我，明天机场你会去吧。我说，会。他说，那我们明天还能碰面。
昨晚在大宅门聊天。我挨着曹先生落座。以前在深圳，我和曹先生是通电话比碰面多；来北京后，这个情形倒过来了，碰面的次数比通电话还要多。容易在很多采访场合、聚会场合不期而遇。今年头几个月就有年初凤凰在北京的新节目推介会、“两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港区政协委员李大壮（张学良将军的侄孙）宴请部分港台记者的宴会等多次多场合的遇见。
曹景行与杨锦麟两位先生，是我在凤凰周刊工作时，给予了我极大支持的两位凤凰的时事评论员。他们在凤凰周刊上都曾开有专栏。责编基本上都是笔者。在编他们的稿件的同时，我也视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揣摹他们的行文方式、用语特点，以及观察角度、思维方法。曹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看了太多的书。而且看书、更新书的速度极快。我在周刊还主持一个叫“三地书”的书评栏目。曹先生经常将他看过的新书，觉得值得推荐的，就通过同事从香港带到深圳，转交到我手中，供我办刊使用。用完再还给他。有一段时间，我的案边一直没断过曹先生的书，最多的时候都压着三、四本以上。
曹先生有“三爱”。除了爱看书之外，还看爱碟（外国电影），爱拍照。凤凰内部员工一直对曹先生有一昵称，叫“曹影帝”。我是听董嘉耀说的，曹先生在香港时每天做完时事开讲节目回家，不会马上上床睡觉，一定得先看一会儿故事片。那时还是看VCD。一部电影一般是两张VCD碟片。曹先生有个很好的习惯，每晚只看一片，看完一张碟片就歇下来休息。另一片等第二天再看。每晚只看半个电影，这样他觉得很过瘾。而且看完后他也不留存碟片，而是送给身边的喜欢看影碟的同事。所以他买的那些VCD碟片，最后的命运基本上都是免费送给了嘉耀。
昨晚在大宅门，曹先生告诉我，今年6月份他将有一本新书要出来。他在凤凰这么多年下来，积累了好多好多的照片。今年凤凰十年，他就把手头积累的照片做了一番整理，用照片串起来讲述凤凰十年他所亲历的故事。他说，到时候书出来了，他会送给我一本。
曹先生也是去年把工作生活中心迁到了北京。现在他住在清华，除了给凤凰录制节目外，他就在清华传播学院教教书。他很有感慨地说，在大学里教书比做电视节目要难，也更有挑战。他很喜欢现在这种状态。
从大宅门出来送他回清华。在路上，曹先生和我谈到凤凰的新节目时，突然冒出来一句，现在电视的收视率让人看不懂。你知道凤凰收视调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节目吗？军情观察室。随后才是时事直通车、有报天天读。我说，或许是因为其他电视台的军事节目做得太差。曹先生不认可我的说法。他问我，难道真的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喜欢打仗吗？这么多的领导干部、精英白领（凤凰独有的收视群）喜欢打仗吗？他看上去忧心忡忡。
看着曹先生一头的白发，我答不上来。这是个北京初春的晚上，夜风很大，凉意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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