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难得从一堆烦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正在家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惊闻“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先生辞世。想起今夏季羡林、任继愈二先生同日仙逝，大师已矣，萧瑟秋风中，又添几缕哀思。想起前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所言“中国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哀思之外，又多几分惆怅。

　　一面是岁月无情，悲大师相继殒落；一面是新闻报料，叹博士尽在官场。

　　正在读的《孟子荀卿列传》中，邹衍这个人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这位先生在战国之际，大胆的提出自己的理论，说儒者所谓的“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在天下只占八十一分之一的位置。记得读书的时候还有种评价，说这反映了古代中国人视野的开阔，对世界认识的进步。然而细细读史，才发现这位先生提出这样的理论，并不说明他对地理学真的做了什么研究，一切都只不过是他的假定而已。为何要做这样的假定呢？最终还是为了“止乎仁义节俭”，摆平“君臣上下六亲”的关系。所以和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比起来，邹衍的境遇也大不相同。孔老先生“在陈绝粮”，一度“累累如丧家之犬”；孟子被梁惠王下了个鉴定，“迂远而阔于事情”。而邹先生，在齐，“重于齐”；到魏，魏王亲迎，“执宾主之礼”；到赵，赵国的重臣平原君“侧行撇席”，不但不敢正座，而且拿自己的衣服为邹先生扫净座位；到燕，燕昭王干脆“拥慧先驱”，拿衣服扫地为之开路。

　　虽然邹衍先生在今天的名声远不及孔孟来的响亮，留给后世的也远不及二圣所做的工作多，在那个时代，他的确出尽了风头。

　　也许相比邹先生而言，孔孟才算得上是大师，然而大师的遭遇，远不及应景者来的风光。连太史公也不禁为之感叹：“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

　　太史公的感叹，也许不无道理。当学者争相逐利的时候，大师的后继乏人，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纪校长批判的“博士尽在官场”，指的是相当多的官员利用公权力为自己换取一顶名不副实的博士帽，这只是官场博士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各地的招考与官员履历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有相当多的货真价实的博士，争相进入官场。“仕而优则学”与“学而优则仕”相映生辉，倒底是说明我们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越来越高了呢，还是说明我们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呢？

　　前一阵子，为了“诺贝尔”久不垂青国人，又引发了一番风起云涌的争论。其实犯不着争论。物欲横流的时代，注定不是产生大师的时代。我们做事情，写文章，越来越多的是在动手与动笔之时，就考虑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反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利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看似惊人的“语”，却越来越乏味了。

　　季羡林先生曾在一篇给后学的文章中，“抄一段朱子的话，献给大家。”我也把《朱子语类》中的这段话写在这里，“愿与大家共勉力戒之”。

　　“圣人言语，一步是一步。近来一类议论，只是跳踯。初则两三步做一步，甚则十数步做一步，又甚则千百步做一步，所以学之者皆颠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