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古越藏书楼迎来建成120周年
(2022-04-23 10: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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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古越藏书楼建成双甲子之年。
“变一人书为万人书。”120年前，绍兴先贤徐树兰以世界性的眼光和格局，开辟了近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之先河。
“虽然今天的古越藏书楼建筑只剩下了门楼，但我们一直坚持提供开放服务。”在绍兴图书馆馆长那艳心里，这个分馆有着特殊的分量。因为对于今天的绍兴图书馆来说，绍兴先贤徐树兰在120年前建成的这座木结构建筑，永远是根脉所在。“上一次的修缮还是在20多年前，当时绍兴市文物管理局对门楼进行了落架大修。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对内部作些整修并进行展陈的更新。”
徐树兰，对于许多绍兴人来说，不算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大约在2年前，因为栖凫村的拆迁，这个拂去了历史尘埃的名字，再次呈现在了世人面前。道光十八年（1838），对绍兴乃至中国深具影响力的人物——徐树兰，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土地上。
他中过举人，授过兵部郎中，当过河南某地知府、盐运使，后因母病返乡。他热心地方公益，急公好义，以造福乡里为己任。清光绪九年（1883）七月，绍兴遭遇特大台风，他登高疾呼，四方募捐，赈济灾民。清光绪十五年（1889），三江淤塞，山洪暴发，他又带头筑捍海塘，建西湖闸。其他如组织赈济、平粜、周恤贫寡等慈善活动更是不胜枚举。
当时的《绍兴白话报》称他为“绍兴头一个提倡维新的人”。他办过实业，也办过教育。开绍兴近代教育之先声的绍郡中西学堂（绍兴一中前身），便是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捐资千金创办的。
绍兴图书馆历史文献馆前徐树兰像
就是这样一位开明士绅，给绍兴留下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1900年，徐树兰开始筹办古越藏书楼。他首先在绍兴城西的古贡院购地一亩六分开工营造藏书楼，至1902年藏书楼“粗具规模”，终因劳累过度，溘然长逝。次年，藏书楼告成，耗资“银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常年经费一千元”。1904年，藏书楼正式向公众开放，藏书总量达到“七万余千卷”。徐树兰亲手编定的《古越藏书楼章程》，堪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系统和科学的图书馆规章，为我国图书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至今不失借鉴意义。
“我在北大给新生上课时，第一节课就会讲到古越藏书楼。我会把徐树兰先生当年定下的藏书楼章程讲给他们听，并让他们一定要去读原文。”说起古越藏书楼当年的创举，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张久珍用了“经典”一词来形容。在她看来，古越藏书楼是一个值得深挖的宝藏，也是一面精神的旗帜。
古越藏书楼原书箱
“徐树兰和古越藏书楼不仅是绍兴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图书馆界的一个标志。”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导徐建华也持相同的观点。
“古越藏书楼旧藏700余部1万余册古籍，连同四种不同制式的35只装书的樟木箱一起，如今就存放在绍兴图书馆的库房里。”
绍兴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研究馆员唐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绍兴图书馆先后两次对古越藏书楼旧藏进行大规模的编目整理。“在这批藏书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一种，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的有三种，旧书目中的七八成古籍都能够在现存古籍中找到。可以说，在历经120年世纪沧桑后，古越藏书楼的这些藏书仍然在服务社会，体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浙江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眼里，从古越藏书楼到绍兴图书馆，这120年的发展历程，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浙江有许多历史悠久的藏书楼，如宁波的天一阁，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但这些藏书楼建成后，大多秉承传男不传女、传家不传外的规则。古越藏书楼却不同，虽然历史不如宁波天一阁深厚，但自开放起，它就是公共的、共享的。”市文广旅游局局长何俊杰说，这种公共的理念，不仅表现在徐树兰创建古越藏书楼这个单一事件上，更是深藏于绍兴的历史文脉之中。
沈园
“在南宋绍兴城内，像沈园这样规模的私家花园有好几处。这些花园的主人们在花季最好的时候，会将花园免费向市民开放。正因如此，才有了那一年陆游与唐琬在沈园的邂逅，有了《钗头凤》，而沈园也因此流芳千年。”何俊杰以沈园为例，来印证他的这个观点。他认为，沈园故事的核心首先是“私家花园免费开放”和“名人游园”。这种自古就有的公共理念，正是绍兴这座城市的文脉得以绵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古城内的布业会馆以及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也都有这样一种公共交流与服务的属性。”
对于这种绍兴历史文脉中的公共理念，越文化专家、《绍兴市志》总纂任桂全在研究中也有发现。“清代的古贡院附近，书铺林立。在《李慈铭日记》中就有诸如‘仓桥遍历书肆’等记载。他还写到了自己咸丰六年二月十四在仓桥买书，以及咸丰八年正月初七至仓桥专肆借书十四册等经历。这说明，清代已经有了可以借书看的专肆。”任桂全说，相似内容的记载，他在曾任北大校长的绍兴人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新潮》里也看到过。“蒋梦麟是这样写的：试院附近到处是书铺，我常遇到全省闻名的举人徐锡麟，在书铺里抽出书来看。这也说明，当时的书铺已经有了公共的理念。”
徐锡麟故居
说到徐锡麟，任桂全又联想到了徐锡麟创办大通学堂的经历。“当时，由于徐锡麟父亲设置障碍，大通学堂的校址悬而未决，众人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后来，这个事情被绍兴城内豫仓董事、候补知县徐贻孙知道了，他主动找到了徐锡麟，说愿意出借豫仓作为校舍。”任桂全认为，历史上绍兴人的这种公共理念，不仅体现在图书馆，还体现在教育等多个方面。
“正是因为这样的开放性与公共理念，蔡元培得以在徐家校刊图书四年之久。可想而知，家与古越藏书楼仅隔丈把宽小河的范文澜，在他16岁离开绍兴之前，也必定在这里读到了不少好书。”任桂全说。
“传承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启迪未来。”
在何俊杰看来，古越藏书楼的创建，让长期以来传统私家藏书楼的秘不示人转向开放公用，不仅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更符合了当下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实现“精神富有”的最佳实践与先行典范。徐霞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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