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钱锺书心中的晚宋诗家前三名
(2022-03-18 10: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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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乐雷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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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选诗八十家，其中的王令，素为一般的选本所冷落，而因钱先生对他“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的特别表彰，始引起人们的重视。阅读《札记》，还知道他对晚宋的乐雷发也格外垂青。第一卷22页云：“此次所读晚宋小家中，《雪矶丛稿》才力最大，足以自立。《佩韦斋稿》次之，此稿（指毛珝《吾竹小稿》）又次之。”宋末小诗人众多，一般囫囵视之，很少细致分疏，钱先生抉发出乐雷发、俞德邻、毛珝前三名的次序，值得注意。
具体论及乐氏时，他说：“乐雷发声远《雪矶丛稿》笔力健放，不拘于晚唐体。七言歌行尤排，七绝次之，律诗俚滑”，并点评《九嶷紫霞洞歌》、《常宁道中怀许介之》、《乌乌歌》等十首作品。
《宋诗选注》里评乐氏有一句“近体诗还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话，曾引起一些学者如萧艾先生的质疑（见萧氏注释的《雪矶丛稿》），萧先生的观点其实与四库馆臣一脉相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4评乐氏云：“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遒，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还举例评赏，都是近体。《札记》中虽然没有“还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话，但说“律诗俚滑”，意差近似。钱先生垂意的是其七言歌行，“笔力雄放”，已摆脱“晚唐体”也就是“江湖派”的路数。乐氏之于江湖派，有依有违，应从不同诗体来论析。重视文体区别与特点，是钱先生一以贯之的评赏原则。
检《宋诗选注》，选乐雷发诗共四首，其《乌乌歌》、《常宁道中怀许介之》、《秋日行村路》三首均见《札记》提及，其评语可与《选注》对读，多有异同。仅《逃户》一首，不见《札记》所选十首之列，这类反映民生疾苦的“人民性”题材，当是因时代“大背景”而“照顾”选入的，为“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作一例证。
钱先生的《札记》既是记录个人日常读书心得，初不拟立即示于外人；但从全书已亲自编序，共802则，且随笔附注互相参见，实又粗具著作形态。这一特殊情况使其在钱先生的著作系统中具有特殊作用：它作为钱先生读书时的第一印象的记录，反映他接触文本时最初的注意点或兴奋点，可以借此了解他的选择方向与旨趣，这对研究他的具体艺术趣味、爱好和标准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比如这首《逃户》肯定未能进入他的最初视野，是不免违心而为之选录的；《札记》又作为原生态学术作品，又具有与其公开发表著作的比较对照的价值，从《札记》到《宋诗选注》、《管锥编》乃至《谈艺录》的增订部分，其异同详略，改易修润，往往有深意存焉，值得探索。
《札记》中对乐雷发《秋日行村路》“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蛉伴绿螳螂”一联评赏尤详：
按，绝好一副没骨花卉，仿放翁《水亭》诗（《剑南诗稿》卷七十六）“一片风光谁画得，红蜻蜓点绿荷心”而胜之。机杼皆本之韩致尧《深院》绝句之“深院下帘人昼寝，碧鹦鹉对红蔷薇。”白香山《寄答周协律》“最忆后庭杯酒散，红屏风掩绿窗眠。”……
而《宋诗选注》此诗注释，仅依次引录李商隐、韩、陆游三联（后改订本又增入白居易一联），两相对勘，从改笔中可探其深微用心。《札记》和《选注》都采用广义的比较方法，但有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的区别。《札记》指出“红蜻蛉伴绿螳螂”一联，其句法和颜色对比的用法，导源于白居易、李商隐，经韩入宋，为陆游所仿，乐氏又仿陆而胜之，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选注》改用平行的叙述方式。这一改动颇堪玩味。因果链的确定，实际上总是充满着种种不能确定的因素，甲事物受乙事物影响而形成这一类常见的判断，实际上存在着“证伪”的极大可能性，因而应该慎之又慎。
《宋诗选注》重视对诗歌特定意象的研究，或溯源追踪，或指出文心的相通相异之点，这是《选注》的独诣，最令人折服；但也可发现，他使用平行研究远较影响研究方法为多。最好的例子之一是论及王安石《泊船瓜州》“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钱先生指出：“绿”字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并举了丘为、李白、常建的诗例，但并不简单坐实此乃王安石用字的“出处”，而是一连串提了五个问题：
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在电脑检索大为盛行的今天，我们可能找到比钱先生更多的唐诗用例（包括前唐之诗），但恐很难达到他对艺术创作奥秘的深刻把握。这里对于王安石创作运思的精微揣摩，都是假设，而且这种假设是没有穷尽的，这说明两种诗歌意象在表面上的某种类似，除因果关系以外，还可能产生多种的关系，足以提供无限的联想空间。
（原载：东方网-文汇报 作者：王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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