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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3 22: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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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怀二百韵》《静志居琴趣》 |
分类： 文学评论 |
原题：朱彝尊与《风怀二百韵》及《静志居琴趣》
作者：严明 熊啸
朱彝尊与其恋人冯氏女少年时相识，《风怀》诗的开篇处及《琴趣》中的前几首词作皆回忆了冯氏少女时期天真可爱的模样，与她的长期相处中朱氏萌生了爱意：“欢悰翻震荡，密坐益彷徨。”(《风怀二百韵》，后引此诗不再标注)“看渌水，当时已露千金意。”《渔家傲(淡墨轻衫染趁时)》据《风怀》诗的描述，冯氏曾有过婚约，然而未及过门对方便已夭亡。在面对恢复了自由之身的恋人时，作者心里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悸动：“缟衣添绰约，星靥婉清扬。”在仍然孩子般玩着“复帐捉迷藏”的游戏过程中，朱氏忍不住情思荡漾，艳想联翩：“洧盘潜浴宓，邻壁暗窥匡。”他们保持着纯洁的关系，然而在他内心却已萌生出爱慕的欲念。纯洁与欲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画面。“静志”二字出自《洛神赋》：“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取此作集名，可见俩人间的交往还是相互尊重、以礼自持的。朱氏的词作中反复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有缘并坐，不在横陈。”(《行香子(蚕月桑津)》)“悔当时花月可怜宵，镇相逢闲坐。”(《红娘子(袖薄吹香过)》这一苦闷情绪的反复抒发，反映出朱氏内心一个难解的疑惑：“以礼自持”的男女爱情是否真正存在?“静志”与“云雨”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交织成一种张力，不时困扰着朱氏。正因自感此段恋情阻力重重，他往往会很在乎和主动争取别人的认同：“赢得渡头人说，秋娘合配冬郎。”(《朝中措(兰桡并载出横塘)》)
二人之间的定情是在冯氏女出嫁数年之后，其原因作者并未详陈。据《风怀》诗描述，他们确实在此后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然而朱彝尊之后又曾客游绍兴及逃亡温州，欢乐后的忧虑在诗词中不时浮现：“急如虫近火，躁甚蟹将糖。”“雾渐迷三里，星仍隔五潢。”《静志居琴趣》中不少词作描写了他们相会未果的情形：“到来忽下前溪路，月黑频送催柔橹。及至前溪人又去。”(《青玉案(湾头分手盈盈步)》“蓬山近，又风引、翠鬟不见。”(《换巢鸾凤(桐扣亭前)》)“好事已成虚事”(《如梦令·七夕》)。众多的阻力使得他们在相聚时倍感无奈：“怪雏尼噪罢，螬子飞来，重携手、也算天从人欲”(《洞仙歌(城头画角)》)。正因压力与忧虑的交织，他们在临别时常感受到绝望，如《采桑子·五月六日》：“须知后会浑无据，难道相逢。十二巫峰。峡雨轻回第四重。”《浣溪沙(桑叶阴阴浅水湾)》：“劝客且留今日住，催归深悔那时还。断肠朝雨赋阳关。”正因后会不知何期，他们更想要享受此刻的快乐，然而分离时刻的迫近，又使得这场“云雨”摆脱不了一种绝望：想到将来的无望，也就使得此刻的快乐顿时转化为痛苦。为了逃避这种内心煎熬，朱彝尊曾想效仿范蠡带着恋人远走高飞：“五湖心事，钗卜难稽。”《满庭芳(雨盖飘荷)》)“潜约到、西湖住。”(《青玉案(湾头分手盈盈步)》)“得个五湖船，稚妇渔师，算随处、可称乡里。笑恁若、将伊借人看，留市上金钱，尽赢家计。”(《洞仙歌(花糕九日)》)可见他极想以正式合法的方式与恋人共同生活，但这一愿望显然无法实现，这也使他陷入无穷尽的痛苦之中。
这位恋人与朱彝尊分别后不久便去世了，因为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独自承担了过多的责难。朱氏写到：“定苦遭谣诼，凭谁解迭遏。榽先为檀斫，李果代桃僵。”在朱氏在环境压力下逃避之后，其恋人内心的抑郁、痛苦和绝望可想而知。她的含悲早逝对其本人来说或许是一种无奈的解脱，但对苟活着的朱彝尊来说，却是终生难愈的心痛。他在诗词中反复陈述着自己内心的痛苦：“口似衔碑阙，肠同割剑锥。”“转添词怅怅，莫制泪浪浪。”“恁不似当年，绛唇含笑，而今剩有、啼痕泪颊。”(《幔卷轴(桃叶舟回)》)终究却是无可奈何：“永逝文凄戾，冥通事渺茫。感甄遗故物，怕见合欢床。”在其恋人过世之后，朱氏不能不对她抱有一种极大的愧疚感。这种愧疚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终于导致了《风怀二百韵》这首杰出长诗的产生。写作此首长诗可看作是朱彝尊的一种自我赎罪方式，他希望借此来减轻内心的愧疚，并使这段故事永久地留存下来。朱彝尊曾于“晚年刻集，屡欲汰之，终未能割爱”，可见他内心的挣扎与焦虑长期存在。
作为自传体艳诗，朱氏的《风怀二百韵》确有其独特之处：此诗的开篇处采用了传统叙事诗的方式隐约点出恋人的生年、姓名、排行，接着介绍其才艺、居处，再正式进入恋情的描写，这样的写法已近于一种历史记录。受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历代自传文学作品重视对时代的记述，往往多于对自身经历的关注，正如川合康三所总结的：“把个人放在时代之中，对时代的记述与个人同等，甚或置于个人之上。”然而朱氏的这首长诗则在摆脱这种传统写法的同时，又构成了写法上的一种奇妙复归：他所记录的是一种完全私密的、个性化的人生经历，然而他又将其以一种记录宏观历史的方式写了下来。他的《静志居琴趣》也处处体现出了此种史录意识。朱彝尊正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对自己的不忘情行为作出了辩明，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提出了异于正统的见解：“宁拼两庑冷豚，不删《风怀二百韵》”。自我人生价值可以不在传统社会认同方式(比如配享孔庙)上体现，而在坚守真实的恋情表白中得到体现。他主动将自己划为对抗礼教正统的异类，这种颇具自我放逐意味的表白其实也可看作是一种对已故恋人的赎罪行为。然而后世多有对此不解者，乃至以其为“孝子慈孙之恨”“可为痛哭流涕”等等。这些一厢情愿维护礼教的言论，自然是难以理解朱彝尊的写作动机的。
朱彝尊的这一行为虽然不合时宜，但多少也有一些当时社会背景的原因。明清易代给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晚明的心性之学遭到反思与否定，学者们纷纷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其中尤重经史之学。易代之痛又使得诗人们极为重视诗与史的联系，许多论家皆对“诗史”表现出了极高的关注，如黄宗羲认为诗能“补史之阙”，“史亡而后诗作”。施闰章以为诗“其用有大于史者”。钱谦益称“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而钱氏之编《列朝诗集》，亦是“仿元好问《中州》故事，用为正史发端。此外伴随着文学复归风雅的趋势，一些论家也用儒家诗教来解释艳诗创作，赋予其近似正统的诗学品味。如钱谦益《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序云：“韩致尧遭唐末造，流离闽、越，纵浪香奁，亦起兴比物，申写托寄，非犹夫小夫浪子沉湎流连之云也。”冯班亦以“脂腻铅黛之辞”，其“规讽劝戒亦往往而在”。此种论点在当时颇为流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重视“诗史”及提高艳诗品味的文学思潮，客观上或对朱彝尊以艳诗记录其恋情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较朱彝尊与当时其他诗人的创作，可以发现他的特点是突出的。在朱氏之前，钱谦益为柳如是也写了不少艳诗，其中《有美一百韵晦日鸳湖舟中作》亦是一首长律，其开篇方式也与《风怀二百韵》类似，但诗作本身并不具备恋情记录的完整性，作者也并没有一种强烈的实录意识。吴伟业亦擅长将艳诗创作打并人历史叙述，其“一代红妆照汗青”之句，其实正可为他的此类艳诗作一注脚。比较吴伟业与朱彝尊的作品，可发现二者的关注重点及创作目的皆不相同，吴伟业是以写红妆的传奇经历来记录改朝换代的历史，而朱彝尊则是以记录历史的方式将这段私密的恋情加以渲染，这其中存在着“公”与“私”的明显区别。若将他与王彦泓作一对比，可以发现晚明浪漫痴狂的用情方式入清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复归。这不意味着要在艳诗写作中抛弃真情，朱彝尊采取的记录恋情的独特方式以及晚年对此的深刻思索，都显示出他在写作自传体艳诗过程中理性与情感的协调融合，这是朱彝尊的艳诗创作在清初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和最具代表的根本原因。
朱彝尊的尊情态度和自传体艳诗写作在其身后不断获得好评，在清代诗坛有着长久的影响力。百年之后的龚自珍与妓女灵箫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他身为佛教徒，常为自己的陷人情网而感到苦恼，乃至于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何以功成文致之?携箫飞上羽陵阁。”龚自珍“设想他和灵箫的结合将达到一种类似儒家‘太平世’的完美境界”。这样一种庄严华美境界的想象，渗透着佛教意识。他在看待这段与灵箫的情缘时往往采用佛家的眼光，也总是将自己置于卑微者的位置，对恋人百般膜拜：“一言恩重降云霄，尘劫成尘感不销。”“难凭肉眼识天人，恐是优昙示现身。”他写了系列恋情诗作，并将灵箫看作是引导自己开悟的“前因”。从朱彝尊到龚自珍，可以看到完全属于私密性质的恋情描写，是如何因时代变化及作者个人价值认知的转变，最终与具备公家性质的历史实录结合在一起。明清自传体艳诗的发展历程表明：至少有部分学者和诗人坚持认为，恋情原本就是不朽的，发乎情并不一定要止乎礼，真情故事完全有理由永久流传。
结语
从晚唐至清代的自传体艳诗中的诗人形象有着明显的不同：韩偓有着前后两阶段的变化，最终定格为锲而不舍的恋情追寻者；王彦泓是为恋情而付出一生精力的探索者；朱彝尊则是长期自我拯救的情感赎罪者。三位代表性主体形象的差异，也显示出了中国古代自传体艳诗的主要特点。虽然表现题材相似，但因自传性和私密性的作用，各自诗作中角色雷同、声口相似的情况并未出现，反而处处凸显出作者鲜明的个人特色及诗艺擅长，从而与俗流的情诗和艳诗有了明显的区别。
附
朱彝尊风怀二百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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