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我的四次高考经历——写给准备高考的学子
(2017-06-02 18: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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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文化教育 |
分类： 散文 |
从1977年开始，到1980年为止，我先后参加了四次高考。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以往我只是在好友之间、酒后茶余时谈起，因为我总认为这事说来有点丢人。偶尔在某个年轻人面前提起，也是为了树立他的信心，让他不至于由于失败而沉沦下去，才勾起那尘封的往事。随着踏进中年，我渐渐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论胜或是败、舍或是得、对或是错，那些事情都在无可奈何地逝去，遗落在“来时的道路”上，变成了生活这部浑厚的交响曲中一个个小段落。
回过头看，我参加过四次高考，但细细分辨，每一次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我学生时代住的地方是一个军工企业园区，知识分子成堆，但我的父母都是搞科研的，离我最初“做一个人民画家”的志向相去甚远。我从在纸上涂抹军用舰艇、大炮和飞机开始，到家长费尽气力，找到一个在单位里搞宣传的老师指点我绘画，中间花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受老师指点，我开始画一些静物和人物的素描。那阵子，铅笔、炭笔、水彩、水粉、油画，各种绘画材料我都尝试了，并且深深地陶醉其中。假期里，我和画友骑着自行车，到山峦间、田野上、树林边、马路旁，时而有说有笑，时而静寂无言，面对大自然千变万化的景致，怀着一颗“有所作为”的小小的野心，在画布和纸板上涂抹着各自对人情世态的理解。请模特的想法从来没敢有过，画友互为模特，熟悉的人有空也死缠着不放，非要给人家“画一张”。几个画友走得很近，各家的门坎都趟平了。
1976年，我在北京高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按当时的语境，我成为了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一个校办工厂的学徒工。自此我的耳畔就每日混杂着巨大的机器的轰鸣声与间或传来的清朗的读书声。还在学徒期里，我就开始带徒弟，是来“学工”的学生。他们一口一个“师傅”地叫着，使我有点得意。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我都觉得，穿着挂满油渍的、深蓝色的、硬邦邦的工作服，堪比最潮流的时装。业余时间里，我就忙我的绘画。我风里雪里地奔波在所不惜，生活支出最大限度地节减，邻居们常常看到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我乐此不疲地用破旧自行车驮着画箱匡当匡当地疯跑。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最先考的是中央工艺美院，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我报的是装璜系。在职高考，首先必须获得本单位同意。之后，要带着自己的绘画作品，去工艺美院初试。这一切我都顺利通过，拿到了准考证。考试是在冬季，考试当天我起得很早，因为我要坐地铁再换车从京西赶到位于大北窑的考场。父母比我起得更早，他们特意煮了鸡蛋。我带一身热气走出家门，一气儿赶路，到考场门口我兜里的鸡蛋还有余温呢。上午考素描，四个小时。下午考图案设计。文化课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但只看政治和语文的成绩。我还记得语文卷子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依靠中学时的底子，文化课得了很高的分数。那一年，中央工艺美院装璜系在北京就招9个学生，报名2100人，如果你的绘画专业课和文化课的成绩都合格了，你要去体检；如果再合格，就参加面试。我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到了面试阶段，主考老师反复问我的老师是谁？我的老师没有什么名气，我如实回答。发榜了，我名落孙山。
1977年的高考，打开了才路，调动了广大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的积极性，让更多人看到了希望。那时候，熟人见面，常常问“你高考了吗？”确实，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那时的整个社会形成了共识，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发展科技和教育。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很多考生都报考理科。1978年，我参加高考报了理科，但由于我的数理化基础较弱，结局是与分数线遥遥相望。
事实说明，我不是学理科的料，1979年高考，我决意回到绘画方面。这一年，我报了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专业和解放军艺术学院舞台美术专业。等到送自己的作品去初试时，我发现，仅隔一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报名现场，考生拿出的作品水平，足以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而且一个赛过一个。甚至我看到，有一位考生，竟然骑着三轮车拉了一幅加了画框的大油画给审查老师看！我清楚地记得，审查老师问他：这是你画的吗？考生说是。审查老师说，“你画到这个水平，可以不用来我们这里学习了。”当然，我不能断定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拿别人的作品来初试。我只能说，很多人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个变化的结果，导致我在这一年连进场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时离夏季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家里人劝我，试试文化课吧！我一听，用一个多月去准备高考，开什么玩笑？更何况我还要工作，而不是全脱产！但家里人说，你今年可能没戏，但你复习了一遍功课，又在考场有了体验，明年你就会非常有信心。我便沉下心，啃了一个月的书本，走上考场。记得高考那几天天气格外炎热，考场没有空调，仿佛蒸笼一般，又闷又热，大汗不止。8月初公布分数，我270分，相差40分，可我只复习了一个月，成绩相对不算差。
从1979年秋季开始，到1980年夏季高考之前，我报名参加了补习班。无论风雨或严寒，每天下了班，我回到家划拉两口饭，就骑自行车赶到夜校，全面温习了文科的各门课程。在这次高考前，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在向工厂领导提出申请时，领导说：“我们已经允许你参加了三次高考，不能说不支持你吧？实践证明你和那些在校生竞争，没有一点胜算。我们劝你，安下心好好工作。不要再考了。”我表示，这次是最后一次，如果失败，我就不再考了。领导同意了，还在高考前给了我两周时间脱产复习。这让我终身难忘。还有一个支持我的人，是我的师傅。这位南京中央大学政法系的毕业生，因为出身不好，文革中被批斗致残。在我高考屡战屡败中，他多次予我鼓励。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真诚的眼神和他略带沙哑的男中音：“我觉得你行！”
毕竟上过三次考场，加之一年来的系统复习，模拟考试的成绩杳然上升，信心在不知不觉中增加。翻日记，我发现在那年5月我还写过一首很悠哉浪漫的诗：
1980年高考，我发挥正常。高考前一天，我特意放下书本，去游了一次泳，野蛮体魄，放松神经。那年语文卷子作文是写一篇读后感，题为《画蛋》。说的是达芬奇从小爱好绘画，老师要他从画蛋入手，细致地观察形象、描绘形象，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写绘画的内容，对我来说可谓正中下怀，我联系自己学画的体会，通过读《画蛋》感想，认识到基础和未来伟大成就的关系。可能是背水一战的缘故，也可能是功到自然成——8月3日，公布高考分数，我357分，北京市文科分数线是327分，我的成绩比自己的预计高出13分。又经过了二十几天的痛苦等待，终于得到消息：我被北京一所大学的中文专业录取！
四次高考，甘苦自知。用当时的话说，我总算搭上“末班车”，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不仅如此，应该说，在我面前从此展开了全新的人生旅途。9月，学校教工团支部和工厂先后开了欢送会，我们几个中举的，还凑份子请要好的朋友到当时位于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撮了一顿。之后，我画了一些画送四邻好友。但我当时头脑发热，清扫房间时，把部分习作当废纸卖掉了，这让我现在想起来有点小小的遗憾。
（注明：照片来源网上）
补充资料：
1980年北京市高考报名人数：108252人
计划招生：10534人(本科9677人，专科857人)
实际录取12325人(本科11449人，专科876人)，录取率11.3%
1980年北京市高考分数在350分以上的960人；330以上的1700人
198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333万，录取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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